外國文學主題畢業論文

時間：2021-03-22 09:14:14 論文我要投稿

外國文學主題畢業論文

　　外國文學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而相關的論文又應該怎么進行呢?外國文學主題畢業論文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在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外國文學主題畢業論文

　　提要：

　　文本理論在當代西方文論中具有重要影響。其代表人物克里斯特瓦借鑒本維尼斯特的話語理論和巴赫金的對話主義，提出“文本就是生產性”，這既是對結構主義文論的顛覆，也是對“文學性”問題的一種新的思考，推動了文學理論從結構主義向后結構主義乃至解構主義的轉變。

　　關鍵詞：

　　話語對話文學性互文本性

　　作為在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文論的影響下所產生的重要理論，文本理論影響甚巨，而論及文本理論時，自然會想到羅蘭巴特、德里達等理論家。但是，當我們跟隨這些理論家在“從作品到文本”的轉換中盡情地享受文本所帶來的快樂的時候，我們不能忘記理解文本理論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朱利婭克里斯特瓦。作為一位豐產的理論家，克里斯特瓦關注的領域甚廣，從符號學到文學理論，從女性主義理論到精神分析學說，均有不同程度的理論貢獻。而就文學理論而言，她借鑒新興的話語研究和符號學研究，為二十世紀文論“引入了新的景觀”，在推動文學理論從結構主義向后結構主義乃至解構主義的轉變時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即是對其“文本”理論的理論淵源、生成語境及基本內涵和存在的問題的分析和解讀。

　　一、從語言到話語

　　有學者將克里斯特瓦同其前人理論的差別歸結為三點：

　　1.致力于嚴格而復雜的學科間性的研究;2.將“文本”視為一個深受其他文本影響的動態過程，這些文本從前被認為是在文學作品邊界之外的;3.理論的自覺性，即，承認批評話語研究對象的意蘊。

　　很明顯，這里所謂的“前人”主要是指結構主義者。進入20世紀之后，文學學科的獨立性、科學性成為文學研究的理論訴求。自文學理論的“語言學轉向”之后，力圖借鑒語言學并使之成為文學科學的理論研究模式是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學派以及結構主義等流派自覺的理論實踐。雅各布森的"文學性"理論，以語言學為理論基礎，以語言的詩性功能為旨歸，這一問題域奠定了其后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并形成了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在結構主義文論這里，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構成了它的理論前提和研究模式。比如，索緒爾所提出的“語言/言語”模式就構成了一種解釋框架，具體的文學作品位于“言語”層面，而文學理論則應處在“語言”層面，它研究的是文學的“語法規則”。結構主義文論家托多洛夫就明確指出，結構主義詩學的目標“不再是描述特定的文本，凸現特定文本的意義，而是要建立這一特定文本所產生的一般規則……因此這一科學不再關注現實的文學，而是可能的文學。換言之，它所關注的是構成文學現象的抽象特質：文學性。”也就是說，結構主義詩學的研究對象不是具體的文學作品，而是“文學”這一特殊話語的基本特性和抽象規則，而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抽象結構的一種具體體現。因此，在結構主義文論中，主體、歷史都已被剔除得干干凈凈，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意蘊存在，結構主義敘述學就是它的直接體現。這種研究固然使文學研究更為深入和細化，更具有科學性和專業性，但同時卻也使結構主義的文學研究日益封閉、狹隘，除了孤零零的結構，什么都不指涉。而這在羅蘭巴特、德里達等后結構主義者看來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問題在于，他們又接受了索緒爾提出的"能指"和"所指"之間關系的任意性原則。這一原則賦予語言系統以獨立性和自足性，使語言從復雜的歷史、文化關聯中剝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分析對象和系統。所以，如何才能超越結構主義那種思維模式和框架而又不損害到語言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呢?來自東歐的克里斯特瓦生逢其時。

　　本維尼斯特的話語理論認為，索緒爾所說的“語言/言語”中的“語言”，其自身并不存在，它只是規則系統和交流手段，而話語才是語言的具體運用，才是活生生的、真實的語言。因此，語言學應該研究的是具有生命力的話語，而不是抽象而又僵化的“語言”。顯然，這就不再承認索緒爾的“語言/言語”的區分，而是提出了“語言/話語”這樣一種新的區分，或者也可以說，這種研究實際上注重的不再是對語言的類型和層次的區分，不再關心規則和秩序的建立，而注重的是將研究深入到話語之內。話語不僅可以表示一種語言行為，也可以表示語言的結果，既包括語言的生產行為，也包括語言的策略、方式，以及語境等諸多要素，根據這種理解，語言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符號結構體系，而是被言說著的陳述主體以及各種意義所纏繞，“正是在語言之中并且通過語言，人類才將自我建構成為主體(subject)，因為在存在(being)的現實中，只有語言才能確立‘自我’(ego)的概念”，因之，語言是主體隱匿之所在，有關語言的見解只有基于真實的、言說著的話語才有意義。

　　如果說本維尼斯特從語言學的角度為超越結構主義思維模式提供了思想資源的話，那么，巴赫金的超語言學和對話理論則適應了文論創新的需要。超語言學一方面針對的是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另一方面針對的也是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它不是“在語言體系中研究語言，也不是在脫離開對話交際的‘篇章’中研究語言;它恰恰是在這種對話交際之中，亦即在語言的真實生命之中來研究語言。”語言不是一個僵死的事物，而是處于總在變化、運動著的對話交際的語境，是有生命力的語言，“我們所說的語言，不是抽象的語法范疇構成的體系，而是有思想內容的語言，是作為世界觀的語言，甚至是作為具體意見的語言;它在一切思想領域里能保證達到起碼的相互了解。”這就是話語，是活生生的應用中的語言。巴赫金強調話語具有內在的對話性，“話語在同一語言范圍內與他人表述之間(這里是話語本來就有的對話性)，在同一民族語范圍內與其他‘社會語言’之間，最后在同一文化、同一社會思想觀念范圍內與其他民族語言之間，都有著對話性。”超語言學強調話語的對話性，既批判了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又提出了一種對話主義。從這一角度來看就不難理解巴赫金為何會提出復調小說的理論。

　　無論是本威尼斯特的語言學理論，還是巴赫金的“超語言學”，都強調話語的對話性。顯然，這種理解是對語言問題的一種新的理解。而“文學毫無疑問是一個享有特權的領域，語言在其中被運作，被凈化，被改造”，換言之，文學已經成為話語運作的特殊方式和場所，而文本理論的提出正是這一思想自然地延伸。

　　二、文本及其生成

　　在本維尼斯特和巴赫金等的影響下，克里斯特瓦將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和結構主義詩學對“文學性”問題的理解轉換成了對“文本性”的理解。與結構主義那種抽象、靜態、一元的文學性不同，文本性著重強調的是一種內在的生命力，她說：

　　文本就是生產性，這意味著：首先，文本同其所處語言的關系是一種(破壞--建設性的)再分配關系，因此，最好通過邏輯范疇而不是語言學范疇對其進行研究;其次，它是文本之間的置換，是一種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也譯為“文本間性”――引者注)：在具體的文本空間中，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陳述彼此交匯、互相消解。

　　作為一種“方法論領域”，文本理論的提出也同剛剛興起的符號學研究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正如克里斯特瓦自己所言：“既然社會實踐(經濟、習俗、藝術，等等)被視為一個‘象語言一樣有結構的’意指系統，那么，任何實踐都可以作為同自然語言相關的次級模式而被科學地研究，它以這種語言為模式，轉而又成為一種模式或范式。”[16]這種符號學研究將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等對象從具體的實踐中抽離出來，并將其作為符號體系而研究，文學是其中一種特別的符號學實踐。羅蘭巴特強調過，符號學就是語言學的解體過程，因此，符號分析也就是符號消散的過程，顯然，這也就是克里斯特瓦所強調的文本對語言的再分配關系。所以，在克里斯特瓦看來，文學文本的這種生產過程就是意指過程，它是在“語言中(通過符號學和符號配置的異質性)所作的工作，是它使得一部文本顯示出言語交流和表述中沒有說出來的東西。”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一問題，克里斯特瓦提出了“意指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的概念：我把意指實踐稱為符號體系的建立和抵消。建立符號體系要求社會結構內的言說主體的同一性，主體承認這一社會結構是同一性的基礎。抵消符號體系是通過使主體經歷煩亂、狐疑的過程而實現的;這間接地挑戰了先前已經獲得他認同的社會結構，因此，同時發生的就是社會中多次的斷裂、復興或者革命。

　　所以，不存在本質上的文學性，只有絕對的寫作實踐，寫作只是一種能指的蹤跡。文本就是語言的可能性的一種開放狀態，無論作家的創作還是讀者的閱讀，都是寫作。克里斯特瓦也認為，文學問題已經轉化成為寫作問題。她認為，新型的文學研究要面對的不再是結構主義的文學性問題，而是新的特殊主題，它需要靠超語言學、生物學、不可預測的社會交際、不確定的符碼等等來發現語言的規律，這些因素并不能依靠有限的邏輯演繹和理性判斷，而僅僅是言語主題自身的規律。“這一特殊主題--既不是沉思，也不是索緒爾的語言，而是文本，它或者破碎或者連貫，通過一種無法預知的必要性而獲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這一“主題”正好就是巴特在文學中要尋找的對象，它就是寫作。”

　　所以，在這里克里斯特瓦將"文本"同"寫作"結合起來，文本就是寫作。每一個文本都鑲嵌在文本交匯的意義之網中，文本的寫作就是對語言的潛能的釋放。對她而言，這種新的`寫作觀念是伴隨著莫里斯布朗肖、馬拉美、卡夫卡、普魯斯特等現代作家的寫作而出現的，這種寫作放棄了對迷宮般的絕對精神的思辨以及對語言本質的思考。它綜合了虛構的、政治性的、新聞體的話語(也即是羅蘭巴特在《零度寫作》中所倡導的“新聞體”的“零度寫作”)，還有新小說派以及“泰凱爾”派，同時還有社會主義(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和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和結構主義以及文學先鋒派的理論，因而呈現出一種雜糅狀態。

　　不難看出，這些問題體現的正是文本理論的悖論。文本論的提出，使原本被結構主義者視為只是一個語言結構的文學作品變得生意盎然。語言是有生命力的，文本的生產性就是對這種生命力的解放。它通過對語言的破壞、重建來重新分配語言內部的關系。文本走出了單一、封閉、狹隘的分析模式，以語言為工具，穿越了文本之間的廣闊空間，沒有什么純粹的文本，文本就是意義生產本身，這打破了意義單一性的局限，賦予文本以無限的意義。“文本就是生產性”不僅意味著對語言的解放，也意味著對文學的解放。

　　但是，我們仍然有理由提出這樣的疑問：文本理論真的超越了結構主義的思維模式了嗎?既然任何一部文本都有“互文本性”，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交匯空間，那么，它的獨創性體現在哪里呢?在這一無限互相指涉的網絡之中，文本如何確立自身的身份和意義?“互文本性”是文本的開放還是消散?

　　與此同時，巴赫金曾經強調，話語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折射，每一個語言符號都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顯示存在，它還折射著另一個現實--意識形態的領域，所以巴赫金強調"符號的意義屬于整個意識形態。"但是，在克里斯特瓦這里，文本內部話語的意識形態性這一問題事實上被擱置了。所以，文本的無限敞開，是文本內部之間的互相敞開，還是向社會和歷史敞開呢?對于以上這些問題，克里斯特瓦的答案并不盡如人意。

　　事實上，文本理論對社會、歷史因素采取了一種拒絕的態度，而這與結構主義文論也是一致的。如果說在巴赫金那里，小說之中是多種聲音的對話，在話語內部反映了意識形態的話，那么在文本理論中，無論是克里斯特瓦還是后來的羅蘭巴特和德里達都沒有深入這一點。對他們而言，文本只是語言互相指涉的游戲，是與所指沒有任何關系的能指的游戲。所謂的“互文本性”也是文本與文本之間、文本內部各種聲音的對話。可以看出，結構主義看重的是“語言/言語”的模式，而文本理論則更看重“能指/所指”的模式。換一種說法，我們可以說，無論是社會文化歷史結構還是各種語言的所指，都是被納入到文本之中的符號意義上的存在，它們延異在文本的無限互相指涉之中，成為失去了所指的能指的游戲。所以，羅蘭巴特強調的“文本的快樂”以及德里達所說的“文本之外別無他物”，同克里斯特瓦的“文本即是生產性”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當只剩下絕對的寫作和互文本性時，文史哲體裁的界限消失了，作家、讀者的身份界限消失了，語言的可能性也就被耗盡了，而從純粹語言學的角度――無論是語言還是話語――來理解文學、理解文學性勢必會在耗盡語言可能性的同時也耗盡了文學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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