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前
魯迅的《故鄉》是“我”歸鄉又離鄉的故事，也是“我”的自我心靈的旅行，其間，童年體驗中的“故鄉”得到重新體認，物是人非的殘酷現實卻陷“我”于絕望的境地，郁郁感傷的情調重重包圍著我，使“我”艱于呼吸。但絕望并沒有成為“我”心靈之旅的終點，而恰是艱苦卓絕“抗戰”的起點，于是我們發現了小說中的一個關鍵詞：走。“走”作為實踐活動，在這里不是簡單的走開或逃離，而是一種反抗絕望的生命體驗。
有人曾經認為《故鄉》結尾的議論是不必要的，甚至認為這樣的議論有添足之嫌。實際上作者并沒有對希望作簡單的肯定或否定，希望也不是盲目而膚淺的樂觀，而是有其從強烈的現實體驗中所獲得的客觀依據。希望之有無全在于生命形式的取向：“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是人“走”出來的，是人們現實行動的結果。如果一味沉湎于冥思和清談，不積極地投身于果決的探索和行動，那么現代知識分子如“我”者，只能永遠拜倒在“我自己手制的偶像”面前，與閏土們憑藉香爐和燭臺崇拜偶像一樣，迷信過去或未來，永遠告別了現實的抗爭，深陷遙遙無期的“茫遠”的“愿望”之中不可自拔。
“我”無疑是作家精神的承載者，因此我們在討論時沒必要把“我”和魯迅截然分開。作為一個封建末世破落大家庭的少爺，魯迅有一個溫馨不足而苦難有余的童年，“冷漠”、“侮辱”、“蔑視”等創傷性體驗使他更加敏感、孤獨。為傳統桎梏著的“聚族而居”的社會所不容，或為西方文明之夢蠱惑，終于“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試想，這樣的一個離鄉者，留在他心靈深處的童年體驗，會構成一種怎樣的心理圖式呢？
母親的一聲“閏土”牽引“我”回到了愛做夢的童年。一幅神異的圖畫出現了：深藍的天空，金黃的圓月，海邊的沙地，碧綠的西瓜，手握鋼叉的少年。童年的體驗盡管帶有一些神秘性，但在兒童的哲學里，在兒童的內心世界中仍然是一個真實世界，即便是一個意象，一種幻景，也仍然使“我”浸淫在詩意的鄉情之中。兒時的“我”不能悟解成人世界的種種規范的意義，也幸而如此，使“我”把目光投向自然，親近大地，更為重要的是，催生了“我”與少年閏土的無間親密和無限眷戀，促成了“迅哥兒”與“閏土哥”而不是“少爺”與“小忙月”的關系。在認識閏土之前，“我”只能看見“院子里高墻上的四角的天空”，也“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前單知道他在水果店里賣罷了”。正是這位閏土，把“我”的心靈從高高的圍墻內引領出來，飛向廣闊而自由的天空。就在童話般神奇絢麗的背景下，一個聰慧而勇敢的少年成了同樣聰慧卻敏感、孤獨的少年英雄。
這幅神異的圖畫已經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心理圖式先在于“我”的心靈深處，雖然“我”從故鄉“走異路，逃異地”，不斷的游走和漂泊并沒有銷蝕這刻骨銘心的體驗圖式。“我”與故鄉建立起的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精神聯系成為永駐“我”心頭的故鄉情結。而“我”心中的小英雄又分明是“我”的“美麗的故鄉”的象征。因此，小說一開頭就給讀者以暗示：“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我”究竟說不清故鄉到底美不美，是因為“我”的童年體驗圖式尚未被激活，而眼前蕭索的荒村，只是“我”下意識的莫名的悲涼感而已。只有當母親挑起閏土的話題時，“我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在先前由于沒有“影像”以致“我”記不起故鄉的“美麗”，而此時卻似看到了美麗的故鄉，那么那個西瓜地里的帶銀項圈的小英雄定是“美麗故鄉”的象征了。
“我”這次的歸鄉不是故園尋夢，也不是漂泊疲倦之后的停泊，而是來舉行“永別了熟識的老屋”、“遠離了熟識的故鄉”的告別儀式。這“永別”、“遠離”，再加上老屋“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已經悄悄地向我們昭示了“我”向故鄉作出地域意義上和價值意義上的雙重告別”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童年體驗的復活，神異圖景和小英雄形象的復現，它那絢爛的色彩暫時沖淡了“我”二十余年異地奔波的苦澀，初見故鄉時的悲涼靈魂也得到暫時的撫慰，因此，在“我”的心中涌動起期盼和希望。
可是這期盼和希望是多么的短暫易逝，首先是楊二嫂“哈！這模樣了！胡子這么長了！”的怪聲劃破了“我”的希望之思，繼而是曾經“哥弟”相稱的童年友伴分明的叫道：‘老爺！……’”如果說楊二嫂的“圓規相”足使“我”“愕然”，那么閏土的“老爺”則足以使“我”心靈栗。曾有的親密無間，此時已被“老爺”兩字挖開了一道鴻溝，彼此的情愫被蒼茫陰晦的色調籠罩起來。“我”愈來愈感覺到閏土從身體到心靈都已蒙上了傳統倫理的層層污垢，見面時，閏土棄“迅哥兒”而選擇“老爺”，在挑選家什時，他選擇了一幅香爐和燭臺，“我”心中的小英雄已被封建文化的精神屠刀虐殺了；“我”“美麗的故鄉”已被那層“可悲的厚障壁”隔絕了。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并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著看不見的高墻，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卻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我”向“我”的老屋告別，向“我”的故鄉告別，而且也與“我”的小英雄告別，老屋易主，故鄉不故，小英雄已模糊不清。這種告別是決絕，是悲哀，但是這決絕和悲哀并不意味著希望本身的失落。在“我”心理的“歸鄉”與現實的“歸鄉”所構成的張力中，幻景與現實漸漸剝離，童年體驗的心理圖式終于為故鄉極其殘酷的生存狀態所解構，從而順應了因時間和空間造成的巨大反差。“我”最終陷入了一種徹底絕望的境地。但是，喚起魯迅強烈生命意識的恰恰不是虛妄的希望，而是絕望、痛苦、死亡。這或許正是魯迅生命體驗的悲劇性所在。“我”通過對故鄉人的生存困境及自我存在的痛苦內省，否定了故鄉人的三種生活：閏土辛苦麻木的生活；楊二嫂辛苦恣睢的生活；“我”辛苦展轉的生活，最終超越“希望--絕望”這種兩極對立的思維框架，直截地進入現實的存在：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無路可以走的情況下，人們自己“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姑且走走”，只有“走”，才能從荊棘中走出一條生路來，也只有“走”，才是實踐生命的本真形式，任何虛妄的希望或無地的彷徨都將于人生無意義，在絕望之后沒有義無反顧的精神，就無法達到理想的彼岸。
魯迅一生都對傳統文化持嚴肅批判的態度，但魯迅走上“絕望的抗戰”道路與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入世精神有著某種聯系，甚至可以說他的絕望的抗戰正是“佛、道對人生的參悟與儒家的入世精神二者經過改造以后的有機結合”。在孔孟的人生哲學中，“走”也是一個重大的命題，這個字非常容易引起我們對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國的聯想，這“走”的精神已經深深地滲入魯迅的人生哲學之中，盡管他對儒家思想多有摒棄。
《野草》可說是魯迅對其生命哲學的詩意闡釋，其中的“過客”就是一個夢醒之后無路可走卻不停奔走著的形象。他衣衫襤褸、狀態困頓，卻很倔強：“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么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面，我單記得走了許多路，現在我來到這里了。我接著就要走向那邊去，前面！”“過客”一直在走著，而且當老翁勸他“回轉去”時，他又是多么的決絕：“我憎惡他們，我不轉回去！”“在‘過客’看來，世界是一個不真實的虛妄的存在，全部實在的意義都凝聚在自身的行動中，生命意志向人們展示的正是奔走中形成的抗爭情緒和創造情緒。”“過客意識”正好為我們理解“走”的內蘊打開了一條理性的通道，我們漸漸地發現，“走”不僅僅是《故鄉》一文的關鍵詞，其實以“歸鄉--離鄉”為線索的魯迅其他小說中，我們也會讀到鮮明的“走”的意象：
“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祝福》）
“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爽快。”（《在酒樓上》）
“我的心就輕松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孤獨者》）
早于《故鄉》創作的詩歌《自題小像》或許已經透露“走”這種精神的端倪：
靈臺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
作者單位 浙江衢州第一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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