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論語陽貨》里說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這段話主要說明了文學的社會功用：詩歌可以用來感發人心，使人由此及彼聯想到其他事物（興）；又能用來考察政事得失（觀），還可以使人養成共同的價值取向（群），也可以用來指斥時政善惡（怨）；從切身之事來看，可以用來侍奉父母親戚（侍父）；從大的方面來看，還可以用來侍奉國君（侍君）。
細心的同學會發現我并沒有翻譯、解說最后一句話。原因是什么呢？并不是我疏忽了，而是另有原因。歷來對孔子闡述文學功用的認識大都拘囿于它的社會功用，而忽視了文學對于人們認識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并進而由自然感發人心的美學功用。而對于先秦文學理論和創作的認識，大都把美學的理論和實踐歸于莊子，這是事實，但并不客觀。其實呢，孔子早在莊子之前就發現了文學的審美作用，而且孔子認為這種審美作用是起著決定的和基礎性的作用的。所以孔子先表述了“可以興”，又以“多識于鳥獸蟲木之名”收束。由此可見，孔子對文學的審美作用的表述，確確實實是早于莊子的。
在這里，我并不是想辨明誰對文學的審美作用闡述得最早，主要的目的是想讓同學們明白：多識鳥獸蟲木之名，對于語文學習有著很大的幫助作用！例如《詩經》里的植物就達135中之多，既反映了先民與自然的親密接觸，又的確起到了學詩“多識于鳥獸蟲木之名”的目的；而且《詩經》里的篇章大都以物比興，如首篇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以雎鳩鳥相和鳴來比喻青年男女互相傾慕之情，含蓄而耐人尋味。屈原的《離騷》《橘頌》更是將比興這一傳統發揚光大，以香草美人比喻君臣關系，于此另開一新的傳統。
《詩經》《離騷》以降，這種文學表現手法更是蔚為大觀，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文學。漢代的五言詩（有民歌和文人五言詩兩大類）直接繼承了“風騷”傳統，如民歌中的《孔雀東南飛》，整首詩都以孔雀鳥來比興，營造了一種凄涼、悲哀的藝術氛圍，給全詩籠罩了一層濃重的抒情色彩；再如文人五言詩中的《迢迢牽牛星》以星宿來比喻夫妻，也營造了一種凄美、 哀傷、中和的意境。
曹氏父子橫空出世，為“建安文學”增添了巨大的聲譽。曹操感于“百草豐茂……星漢燦爛……”，抒發了建功立業、統一北方的“剛健博大”之胸懷。
東晉時期，陶淵明特立獨行，隱居田園，開我國田園詩之先河。他寄情于“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桃李羅堂前，榆柳蔭后檐……”的情景當中，比興寄托可謂豐矣！
南北朝時期，對唐代文學影響深遠的庾信和鮑照，依然承襲這一傳統，興寄遙深。如庾信《重別周尚書》：“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托依依惜別之情于大雁，比興深摯，抒情自然而委婉。鮑照詩歌亦復如此，請看其《擬行路難十八首》其五：“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 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 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水乃常見之物，但詩人就在這一常見之物中寄托了個人的身世之感，漂泊之愁，恰切自然。
隋唐以及隋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承繼了這一傳統并且不斷豐富，雖總體上不如前代，亦有各自的特點。
中國文學中因此而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意象”（或曰“形象”），最著名的當數“松竹梅蘭四君子”，皆喻人之品格德操。其他諸如：什么春恨、秋悲，什么夏日困聊；什么大雁叫游子，什么鷓鴣鳴興替；什么明月千里寄相思，什么白云悠閑隱逸士；什么黍離荒涼亡國哀，什么寒蟬凄切憂思來……實在是難以盡數！
不僅僅是古詩文里面蘊含著這么多的審美意象和藝術傳統，就是現代詩文亦不脫此審美習慣，我們學過的舒婷的《致橡樹》就是比較典型的一例：橡樹與木棉，一者陽剛，一者柔美，恰好比興男女，自然圓通而又內涵深蘊地發抒了詩人對于愛情和獨立人格的深刻思考。再如毛澤東的《沁園春雪》評論古今，雄視百代，寄興于“雪”及“雪景”，張目眺遠，“撫四海于一瞬”；馳思飛緒，“觀古今于須臾”：實在是古今詞作中的精品。
古今一脈，這種由鳥獸蟲木以至于自然萬物的感興（xīng），是中華民族集體無意識的審美個性。這是中華文學，也是華夏文化。不明乎此，閱讀古詩文便覺隔膜，便覺生澀。但愿這篇千把字的文章能夠給同學們一些啟發，并進而激發起同學們親近自然、感應萬物的興趣，為你的語文學習帶來別樣的身心體驗！是為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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