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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校園欺凌手抄報
校園欺凌是指同學間欺負弱小的行為及敲詐勒索等,校園欺凌多發生在中小學,由于很多國家實行多是九年制的義務教育制度,受害者會長期受到欺凌。
校園欺凌不是中國的獨有現象,而是一個在世界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普遍存在的現象。
1983年,挪威的全國性調查顯示,7~16歲的學生中,15%的人與欺凌行為有關。
2011年,美國約瑟夫森青少年倫理品格研究所發表了一份關于美國高中校園欺凌行為的研究報告,結果顯示,50%的學生承認在過去的一年里欺負過別人,47%的學生在過去一年里被以非常令人難過的方式欺負、取笑或者嘲弄過,10%的學生在過去一年里至少一次帶武器到學校。
2015年6月5日,日本政府公布的《兒童和青少年白皮書》顯示,日本校園欺凌現象普遍,在為期6年的追蹤調查中,近九成學生曾遭遇校園欺凌,形式包括集體孤立、無視、說人壞話等。調查顯示,從2007年小學四年級到2013年度初中三年級的6年間,只有13%的學生表示從未遭受校園欺凌,從未欺負過他人的學生也只占12.7%。
中國的校園欺凌整體現象情況如何?《中國新聞周刊》訪問的近十位相關專業人士均表示,中國尚沒有專門針對校園欺凌的全國性調查,現有調查多是學者或相關機構在特定區域內進行的,其目的多是為了針對一個項目和課題收集數據。
一個范圍相對較大的調查發生在2002年,山東師范大學心理學教授張文新等人針對山東省9205名城鄉中小學生作了校園欺凌現象的專門調查。調查顯示,近五分之一的被調查者有欺凌或被欺凌問題,1371(14.9%)名學生自認為受欺凌者,227(2.4%)名學生自認為是欺凌者。研究還發現,在小學和初中階段,直接言語欺負的發生率最高,其次是直接身體欺負,間接欺負的發生率最低;小學和初中男生受直接身體欺負的比例顯著高于女生,直接言語欺負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隨著年級的增長,欺凌行為會有所變化。年級越高,采取語言欺凌的人數越多。
走進孩子內心,有針對性地教育疏導
“近年來對全國未成年人犯罪抽樣調查表明,14歲到16歲是比較危險的年齡,而且未成年人犯罪在行為上的共同點表現為逃學曠課、打架斗毆、玩暴力網游等。其中,夜不歸宿、接觸不良少年和曠課逃學,分別占79.9%、77.8%和76%。”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黨組書記操學誠近日接受本報記者獨家采訪時說,逃學曠課、打架斗毆、接觸不良少年、夜不歸宿等不良行為是未成年人走向犯罪的量變階段,也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前兆。
操學誠說,一些父母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將其未成年子女交由隔代父母撫養和教育,無法與孩子經常性的溝通交流。盡管這些父母很愛他們的孩子,但未必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而往往在這個時候,網絡游戲或者與不良少年的交往,會讓孩子獲得暫時的存在感。
引入社工,用專業的力量幫助受傷的孩子
“我們要多做一點。”這句話幾乎成了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未檢處處長楊新娥的一句口頭禪。在未檢崗位一干就是10年,楊新娥笑言:“自己越來越愛管閑事了。”正是楊新娥的“多做一點”,讓去年遭受欺凌的小紅順利轉學,并拿到了賠償款,給這樁欺凌事件的解決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2015年4月,北京市海淀區某中學學生小紅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被幾個同校學生攔住抽耳光。事后,警方對施暴者進行應有的法律處置的同時,委托首都師范大學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研究與服務中心,對受害者小紅進行心理疏導,努力將小紅心靈上遭到的傷害降到最低。
幫助小紅進行心理疏導的社工是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副主任李涵。在李涵專業的疏導下,逐漸走出心理陰影的小紅對解決這件事提出三點要求:一是轉學,希望能夠在新的學習環境中繼續完成學業;二是賠償,希望通過這種形式討回明確的說法;三是接受媒體采訪,用自己的經歷告訴同齡人,欺凌和被欺凌者都是受害人,希望這樣的事情不再發生。
心理專家:應賦予教育部門懲戒手段
“校園欺凌事件的屢屢發生,說明我們的教育有缺陷。”西安市教育心理學會會長尚華表示,當下教育過于注重文化的灌輸,忽略了品德教育、心理教育和法制教育。這個階段(13-16歲)的孩子好勝、逆反、自控力差。受到挫折后容易用攻擊行為,把敵對情緒發泄到造成其挫折的人或物上。而在出現暴力事件后,學校或者教育主管部門又往往不正向面對,及時對所有孩子進行教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也造成教育良機的錯失。
尚華表示,校園暴力的發生與未成年人法制觀念低下密不可分。父母因工作壓力或家庭結構的缺失,缺少對孩子的陪伴等,都可能使孩子淡漠生命,運用武力解決問題,最終引發校園暴力事件。
“沒有懲戒的教育不是完美的教育,說服教育不是萬能的,應該賦予教育部門應有的懲戒手段。”尚華說,國家應針對校園惡性事件專門立法,細化解釋鮮有法律,案發后強調施暴者父母承擔連帶法律責任。
法治教育納入中小學課程,要在求實效上下功夫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臨沂市第一實驗小學副校長張淑琴在不久前參加了教育部組織召開的校園安全電視電話會議。張淑琴說,從會議的規模可以看出,國家非常重視校園欺凌問題。然而,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最終還要看能否落實。
“孩子是一張白紙,當我們的社會和家庭給他畫什么色彩的時候,他就會有什么樣的色彩。校園欺凌問題其實是家庭和社會問題的投影。”張淑琴表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教育部在編修品德、語文、歷史課程時加強法治教育內容。但現狀離國家的要求和基層的期盼存在一定的距離。而且,各中小學校目前還沒有法治教材,絕大多數中小學的教師不具備法學背景,難以勝任對孩子的法治教育。
鑒于此,張淑琴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呼吁把法治教育納入中小學課程。她建議,第一,由有關部門盡快出臺《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為學校開展法治教育提供指南;第二,結合法治教育大綱,編寫法治教材,并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編寫,為提高法治教育的生動性,最好制作配套的動漫作品;第三,法治教育進課程、進課堂,把法治教育列入教學內容,確保中小學在校生得到常態化基本法治教育;第四,培訓法治教師,現在的中小學教師難以勝任法治科的教學,為提高教師的法律素養和執教法治課的能力,加強該學科教師的專題培訓;第五,招考法律專業教師,在中小學教師招考時,設置法律專業教師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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