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文學觀的當代意義

時間：2024-07-19 08:34:36 冰心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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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文學觀的當代意義

　　導語：冰心從事文學創作70余年，散文數量800余篇，在散文體式上獨創一格“冰心體”。在如此豐富而漫長的文學實踐活動中，冰心形成了自己頗具個性的文學觀。今天，小編梳理整理冰心文學觀的形成并以此觀照當今文學創作，其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冰心文學觀的當代意義

　　一創作總根于愛

　　創作主體對文體的選擇是一種最自覺最積極的行為，具體而言，創作主體的人生履歷、學識涵養、人格情懷、個性氣質等牢牢地制約著他的文體意識。冰心在20世紀30年代初出版的《冰心全集》自序中說：“我知道我的弱點，也知道我的長處。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也沒有噴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堅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寶貴著自己的一方園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給平凡的小小的人看!” 統觀冰心一生的創作，她之所以對散文這一文體情有獨鐘，就在于這一文體獨有的樸素、靜和的美學特質最容易在作者和讀者之間架設起一座思想與情感的橋梁，最利于負載冰心澄澈、溫潤、仁厚的心性。

　　“創作總根于愛”，魯迅的名言揭示了創作心理的一條普遍規律，更切合冰心的創作初衷。在70余年的文學創作生涯中，冰心一以貫之地將愛作為文學母題、價值尺度和精神旨歸，以愛心為文心，以布愛為使命。“愛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兩旁，隨時撒種，隨時開花，將這一徑長途，點綴得香花彌漫，使穿枝拂葉的行人，踏著荊棘，不覺得痛苦，有淚可落，也不是悲涼。”(《寄小讀者•通訊十九》)于是，親朋之愛，自然之愛，童真之愛就成為冰心在散文創作中布愛的三種具體形式。無論哪一種愛，冰心都真誠地表達了社會最基本最樸素的精神訴求。冰心之愛，決非抽象空洞的理念，而有著真切的內容、真摯的情感、熾烈的情懷和生動多樣的形式。例如在《寄小讀者》中，冰心縱情歌唱母愛的博大、無私和永恒，雖說因主觀感情的濃烈而夸大了母愛無所不包無所不及的神奇偉大，但冰心并沒有將母愛囿于人倫親情的范圍，而是將它升華為人與人之間相互關愛的典范和牢不可破的精神紐帶。冰心筆下的母愛在藝術表現的層面往往達到了形象大于思想的審美效果，如《往事》之七的篇末點題：“母親啊!你是荷葉，我是紅蓮。心中的雨點來了，除了你，誰是我在無遮攔天空下的蔭蔽?”著重闡發母愛撫慰和庇護心靈的普遍意義，絲毫沒有宗教式布愛的說教和夸飾，而是將思想旨趣隱匿于生動鮮活的意象之中，營造出情景交融的審美意境。

　　當然，在“愛是有階級性”的學說甚囂塵上之時，冰心文學中的“愛”一度被指責為無原則的“泛愛”也就在所難免了。需要說明的是，冰心早期散文確有泛愛傾向，以為愛是人類的天性、世界的本質，是永恒普遍、博大無私、同質等量、無須分辨的。這顯然不能為那些習慣用階級分析方法看待文學藝術的論者所接受，在他們看來，冰心筆下的愛當然是抽象虛幻、遙不可及、難以認同的。事實上，并非冰心的認知水準不能達到從本質上辨認美丑善惡的高度，誠如她自己所表白的，“人世的黑暗面并非沒見到，只是避免去寫它”，因為“這社會上的罪惡已夠了，又何必再讓青年人盡看那些罪惡呢”(子岡《冰心女士訪問記》，見范伯群編《冰心研究資料》)。

　　在人類早已步入21世紀的今天，重新審視冰心文學作品中愛的對象、愛的內容和愛的形式，我們會吃驚地發現，冰心之愛并沒有因歲月的流逝而消解其積極的意義。相反，在“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現實面前，在“愛已成為往事”的今天，我們不僅倍加珍視冰心老人賜予人類的愛，而且，冰心之愛無疑能給我們寂寞、冷清、甚至恐怖的精神家園帶來一定面積的生機和溫暖。

　　“創作總根于愛”，是人文精神在文學創作中的直接顯現。盡管如今“人文精神”成了時髦藝術家的口頭禪，但真正“根于愛”的創作卻每況愈下。當今文學創作中，把肉麻當有趣，視庸俗為通俗，甚至“以突破禁區”為幌子大肆渲染暴力、色情、恐怖的作品為數不少，“創作沖動”變成了“利益驅動”，作家的人文操守、道德良知、社會責任和藝術使命已淪為名利的奴婢，以此反觀冰心畢其一生矢志不渝地堅守的文學觀，其意義便足見一斑了。

　　二因情立體，即體成勢

　　劉勰“因情立體，即體成勢”(《文心雕龍•定勢》)的創作論旨在強調創作主體的情感與文體和文體與謀篇之間的特殊關系。冰心的散文創作正是對這一理論的積極實踐，她始終追求意到筆隨、情文并茂、形神兼備的散文美。冰心一貫強調情感積累對文學創作的驅動作用，強調創作主體的個性氣質對于風格的決定性作用，她認為：“文章寫到有了風格，必須是作者自己對于他所描述的人、物、情、景，有著濃厚真摯的情感，他的抑制不住沖口而出的，不是人云亦云東抄西襲的語言，乃是代表他自己的情感的獨特語言。”(《關于散文》)冰心始終恪守這一準則，從不肯“不自然地，造作地，以應酬為目的地寫些東西”(《寄小讀者，通訊十六》)，從而確保她的創作真正做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綜觀冰心一生的創作，我們不難看出她的眾多散文篇什都是“為情而造文”的典范之作，體現出情至文生，筆隨心到的創作心理機制。正如冰心自己總結到的，“如《南歸》，我是在極端悲痛的回憶中寫的，幾乎不經過思索，更沒有煉字造句的工夫，思緒潮涌，一瀉千里!又如《寄小讀者》，執筆時總像有一個或幾個小孩子站在我面前，在笑，在招手……又如《往事》，那都是我心版上深印的雪泥鴻爪，值得紀念，不記下可惜，這又是一種。還有的是一人，一地，一事，觸動了我的感情，久久不釋，如《尼羅河上的春天》，《國慶節前北京郊外之夜》，《一只木屐》，寫來也很自然而迅速。此外為追悼朋友之作，也不需要打什么稿子，順著自己的哀思，就寫成一篇文章。”(《冰心散文選•白序》1982)。

　　《寄小讀者》不僅是冰心“因情立體，即體成勢”創作觀的最佳顯現，而且是“冰心體”成熟的顯著標志。這個時期的冰心客居異邦，“書信體”是冰心心性對體式的最自覺的選擇。這種選擇幫助她設定了與小讀者談心的角度、姿態和口吻，既利于抒發作家的游子情懷，又給人親切、溫馨、自然的審美享受。不做作，不矯揉，清純潔雅，文心如人心，這就是冰心散文的獨特美質。

　　“因情立體，即體成勢”揭示了文學創作中情感與文體，文體與文勢之間的微妙關系，無疑是文學文體的生成正途。冰心的創作正是對這一文學觀的積極繼承，對我們今天在文學創作中如何把握和處理情與體、體與勢的關系問題，仍然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言必已出，情盡乎辭

　　郁達夫曾概括評價冰心的散文“意在言外，文必已出，哀而不傷，動中法度”(《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應當說是切中肯綮。語言表達是語言風格的外在表現層面，同時也是作家在長期的實踐中諸多因素如學識涵養、個性氣質、時代精神等的有機整合。冰心從小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唐詩宋詞、“八大家散文”、晚明小品諳熟于心，她的創作初期正是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之時，現代散文以打破舊規自創新體為主潮，冰心躬逢其盛，把“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托付于現代美文，以獨創的“冰心體”為新型散文樹立了一種風范。冰心一貫堅守“言為心聲”的古訓，認為散文創作是“感情涌溢之頃，心中有什么，筆下就寫什么;話怎么說，字就怎么寫;有話即長，無話即短;思想感情發泄完了，文章也就寫完了”，以此寫出的散文是“最單純，最素樸的發自內心的歡呼或感嘆，是一朵從清水里升起來的‘天然去雕飾’的芙蓉”(《垂柳集•序》)。縱觀冰心散文，尤其是那些膾炙人口的篇什，無一不是情至文生、意在筆先、意到筆隨、率真見性、自然天成的產物。因政治和時代原因，冰心也曾寫過一些“鍍金蓮花似的，華而不實的東西”(《垂柳集》序1982)，對此，冰心以“努力出棱，有心作態”嚴加自責。論及散文的語言，暮年的冰心更是融注了創作和生活的雙重體驗，她說：“我以為散文的語言應如同老朋友在林中散步，燈下漫淡那樣。”(《關于散文》)。

　　文學創作是一種以語言為載體的傳情達意的精神勞動，因此，情與辭的關系問題歷來為人們關注，于是便有了“情盡乎辭”、“情溢乎辭”和“辭溢乎情”諸種差別。冰心也曾有過“情溢乎辭”的創作情形，她比較自己20年代去國前后的散文是“去國以前，文字多于情緒，去國以后，情緒多于文字”(《寄小讀者•通訊十六》)，但她努力克服情與辭的矛盾，自覺追求“情盡乎辭”的創作境界。當今文學創作中，冰心自責過的“鍍金蓮花”并非罕見，“辭溢乎情”的現象在散文創作中表現尤甚，即便是那些所謂名家的散文，也缺少渾然天成、自然無跡的篇什。而在普通作者的散文創作中，最突出的問題便是情與辭的矛盾，或語言干癟生硬，缺少情韻，或感情泛濫，矯揉造作。如何處理好情與辭的關系，冰心的創作見解與實踐已經給了我們太多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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