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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規》教育思想解讀
在滾滾不息的中國傳統文化長河中，流淌著無數璀燦奪目的珍寶，《弟子規》便是其中之一。《弟子規》原名《訓蒙文》，為清朝康熙年間著名學者、教育家李毓秀所作，李毓秀依據《論語·學而篇》“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的文義，并參考了《禮記》、朱熹童蒙養正書籍《小學》等，編就《訓蒙文》流傳于世，后經乾隆年間的學者賈存仁修訂，更名為《弟子規》。《弟子規》全文1080字，360句，以三字一句、兩句一韻編纂而成，述及103事，具體列舉出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和求學等應有的禮儀與規范。內容有修德、立身、處事、為學、言語、禮儀、氣節、舉止行為、生活習慣等。自清朝中葉，此書流行甚廣，有“天下第一規”之譽，一度成為私塾學堂的必修課本，堪稱是啟蒙養正、教育子弟敦倫盡份、防邪存誠、養成忠厚家風的最佳教材。
《弟子規》在中國儒家文化中雖然出現較晚，卻是古代圣賢的智慧結晶，其教育思想系統且涉及范圍極廣，在古代、近代家庭教育與基礎教育中具有代表性。它以無盡的思想光輝涵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對后世的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時至今日，《弟子規》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份精神財富，仍然放射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力。因此，《弟子規》所蘊藏的教育思想內涵非常值得探究。
1、慈愛教育。慈愛精神是人最基本、最原初的道德，是仁義之本，禮儀之源。“泛愛眾，而親仁”，“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這在弘化一種“博愛”精神。人有了一顆仁慈善良的心，他就會生發出一系列善良的行為，人生第一步就會走正。慈愛是政治和道德的根本原則，是一切美好德行滋生的源泉。假如每個人都能有這樣的生活信條，這個世界一定會安寧得多，和睦得多。《弟子規》的教育思想以此為綱，可謂識見卓異。
2、孝親教育。人是國之本，德是人之本，孝是德之本。《大學》中早就提出：“為人子，止于孝。”孝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核心，是一切道德的出發點。在《弟子規》中，從“父母乎，應勿緩”至“事死者，如事生”共四十二句全面提出了孝親教育的詳盡內容。例如，聽父母之命，養父母之神，暖父母之心，諫父母之過，待父母之病，葬父母之身，祭父母之魂，從角角落落方方面面把子女對父母的孝敬系統鋪陳，從而使“孝”這一重要德行在一系列與長輩互動的行為中養成。
當前，在親情關懷方面出現了一種異常現象：情感“下流”。即父母關懷愛護兒女，兒女并不“領情”——不關心孝敬感恩父母。《弟子規》中的孝親教育思想倡導了一種慈孝對等、孝親報恩的倫理道德追求，這有力地避免了親子關系淡化、失落、分離的風險。這對當今親子關系的改善無疑具有一種巨大的啟迪意義。
3、誠信教育。誠信是一種不分時代、不分地域的普遍價值。西方文化傳統對此也有相應的表達。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一書中列舉公民美德十一種，“誠信”便是其中之一。《圣經》里說：“誠信比財富更有價值”。《弟子規》中“凡出言，信為先，詐與妄，奚可焉?”體現了古人將誠信作為“正性”、“養心”、“成德”的基礎，也體現了做人須遵守“言行如一、言出必踐”的原則。鄙棄虛偽、欺詐的惡德，凡事抱求實求真的態度，是為人子弟的本份。如果一個人不講求誠信犯了錯誤，而且不承認不反省，那么，他就有雙重過失：一是對別人不誠信;二是欺昧了自己的良心。《弟子規》旨在孕育出一種美好心靈和人際倫理秩序，就不能缺失對誠信的培養，須將誠信根植于兒童心中。
4、節制教育。教育的真諦不在于長養孩子們的名利欲望，而在于修養身心，積極健康的精神品德與過份的物欲冰炭不相容。《弟子規》中要求，“凡取與，貴分曉，與宜多，取宜少”，著力強調的是“節制”的美德，這也是人際互動利益當前之際一個人應有的行為準則。同樣，17世紀的英國著名哲學家、教育思想家約翰·洛克在其《教育漫話》一書中對“節制”教育也有明確的闡述：“如果他們從小就能習慣于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輕易提出要求，這種良好的習慣就可以使他們免于放縱，到他們長大成人，做事會斟酌的時候，如果他們遇到事情聽從理智而不是本能的時候，他們在這世上就能多獲得一些自由”。現代教育思想與制度對傳統教育中這些非常合理的部分非但沒有承續，反而盲目地抵制傳統教育思想價值觀念，結果導致人們對自然資源肆意開發，對金錢貪欲無限，對物質盡情占有，放縱欲望，過度消費;在個人交往中取多予少;在公私交往中侵吞，淪為社會的蠹蟲。
美國杰出的政治家、開國元勛本杰明·富蘭克林曾為自己制定了十三條守則并終生堅守，第一條便是“節制”，其中內涵主要是“食不過飽，飲酒不醉”。集中表達了《弟子規》“食適可，勿過則”與“飲酒醉，最為丑”之義。
一個人若不懂得節制，他終將被欲望所毀滅。
5、行為限制教育。如果說節制是自律性的，那么限制就是他律性的。《弟子規》全篇共有“勿”字句四十二句，“莫”字句三句，這些含有否定詞的語句幾乎都是對不當行為的制止，內容涉及舉止、言談、飲食、起居、交往等。良好的行為規范是在一系列限制中形成的，良好的習慣與人生態度也都是在嚴格的管束中養成的。德國古典哲學的奠基人、著名教育家康德對此早有透徹的認識，他在《論教育》一書中寫道：“管束是防止人類為動物的沖動所支配而不能達于‘做人’的目的的，人的目的是‘做人’”，“管束一定要禁止他做野蠻危險的事情……他的作用是抵抗人類自然有的野性……野性是不受規則約束的，管束便使人服從人類的規則，使其感受到一種制裁。”“人必須早早的受理性的指揮，因為一個人為其幼年時讓他任意胡為，無所制抑，終身是有一種不服從規則的性情的，這種情形與他們自己不好”。康德之所以重視對兒童的行為習慣通過禁止、勸阻、制裁等限制手段進行培養，主要出發點還是著眼于根據兒童的認識水平，進行養正教育，“防止侵越人性”。
教育家蒙臺梭利說：“孩子的自由……就其行為方式而言，應具有我們一般所認為的良好教養。因此，只要孩子冒犯或干擾他人，有不禮貌或粗野行為，就應該加以制止。”教育及其效果應當是一種社會控制的力量和手段，而惡劣的教育很難被指望在當時和以后能產生良好的社會控制效應。當學校放棄懲戒、家庭弱化管束的時候，那些“不曾受過管束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做的”。
6、生活實踐教育。《弟子規》倡導“行先知后”、“解行相應”，且特別看重的是“行”，而不是“思”“學”“言”“知”，非常重視兒童生活實踐能力的培養。“不力行，但學文，長浮華，成何人!”這說明一個人不會“做事”，也就不會“做人”。《弟子規》主要關心的并不是用文化知識和特定的技藝去“武裝”子弟，而是讓他們更廣泛地參與他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在家庭內外的事務和人際互動中訓育執行力，使“做人”的目的在“做事”中逐步實現。家庭是生活的場所，在家庭生活中隨著兒童生活實踐能力的培育和生活適應能力的提高，他們的道德認知、思想、性格、特點、興趣等將會不斷成熟和發展。法國啟蒙思想家和教育思想家盧梭的名言：“真正的教育不在于口訓而在于實行”。不正是表達了對兒童進行生活實踐能力培養的關注嗎?
《弟子規》又講，“但力行，不學文，任已見，昧理真”。說明并非一味地看重“行”的作用而忽視“學文”。其實，培養生活實踐能力的同時也須兼顧到文化知識的學習，否則，就會割裂“行”“知”，使事與理不能貫通。而不求真理，不明道理，固執已見，則容易迷失方向。
7、安全教育。《弟子規》文小體大，述細思精，包含有一定的安全教育思想。“寬轉彎，勿觸梭”，“斗鬧場，絕勿近”，強調安全意識，要求兒童遠離危險處境，遠離打架鬧事場面，避免自傷性他傷性事件發生。“邪僻事，絕勿問”，這是要求兒童對不正當的事不要打問探聽，避免感染邪惡，受邪思邪見侵襲，這一觀點與亞里士多德所說“應讓少年對一切惡劣的事物保持陌生”何其相似!“揚人惡，即是惡;疾之甚，禍且作”。意思是，宣揚別人的惡行，也是一種惡行;憎恨過了頭就可能會引起禍端。《弟子規》的教育對象主要是在傳統社會條件下的未成年人，他們自我保護意識與能力都非常微弱，若宣揚一些人(尤其是成年人)的過惡乃至違法犯罪行為不利于自己的人身安全，甚至會惹禍上身。“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說”，要求兒童對待他人要柔和寬容，謙讓待人，尊重他人，與人為善，謹慎做人，學會明哲保身。
8、禮儀教育。禮儀是人們為維系社會正常生活而確立的應該共同遵守的最起碼的行為標準和道德規范。人們在長期的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漸形成禮儀，并且以風俗、習慣、傳統等方式固定下來。對個人來說，禮儀是一個人思想水平、美好心靈、文化修養、整體素質、交際能力的自然外露，也是一個人學習、生活、健康成長的根基。《論語》說：“不學禮，無以立”，說明禮儀是人們安身立命、完善人格、成就人生的前提條件。禮儀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社會文明程度、道德風尚、民眾教養乃至國運盛衰的重要標志。《荀子》中寫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禮者，人道之極也”。《左傳》又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可見中國古代把禮儀教育是放在安邦治國的高度來認識的(這一點在世界文明史中極為突出，這也就是中國自古被稱為“禮儀之邦”的最大根據)。《弟子規》是一本禮儀大全，其中對兒童應遵循的禮儀隨處可見，在其儀表儀容、言談舉止、待人接物諸多方面都有要求，且非常細密周全。如“或飲食，或坐走，長者先，幼者后”。“路遇長，疾趨揖，長無言，退恭立”。“冠必正，紐必結，祙與履，俱緊切”。“步從容，立端正，揖深圓，拜恭敬”。
禮儀教育的巨大作用被約翰·洛克所認識，“禮儀的目的和作用本來就是使天生強硬的變柔順，使人們的氣質變溫和，多為別人著想，使人與人相處得融洽”。他在《教育漫話》中繼續寫到：“凡是懂得如何使對方感到舒服，而又不會自貶身價、顯得卑躬屈膝的人，就是明白了處世的真諦，處處會受到歡迎和尊重，所以禮貌是兒童和青年必須養成習慣的頭等大事”。
人們生活的現實是由個人和環境組合而成，要使社會生活和諧有序，就必須確認尊卑等級關系，確定一個人的“倫理執行界面”，按“禮”為人行事，俾使人們各得其所，各安本份。《弟子規》尊重父母權威，尊重律令秩序，其禮儀教育具體而不抽象，實在而不空洞，非常適合時代需要。
但很不幸，過于單一化、模式化、功利化的現代家庭與學校教育完全忽略了禮儀教育的重要性。當前，國學復興的浪潮為《弟子規》的推廣開啟了一線曙光，倡揚《弟子規》作為一種“后啟蒙”策略，已經得到社會一定程度的認可和接納，這無疑是面對反智色彩濃裂厚重的現代教育濁流的一次有力沖擊。
9、心理健康教育。一個人有心胸，格局大，人生之路才會越走越寬廣;而心胸狹窄、格局小，不能寬容、包涵別人的人，一輩子都生活在心獄之中。《弟子規》不但關注兒童的行為養成，而且關注他們的心理健康。“己有能，勿自私;人有能，勿輕訾。”自己有才能，不能只為個人謀利，還要助人為樂利益社會;別人有才能，也不要輕視和詆毀，而應見賢思齊，學習其長處。嫉妒、憎恨、敵意，這是人心的毒瘤，對兒童本人的成長永遠是一種威脅，因此，《弟子規》積極主張以平和心代替仇恨心，培育健康心理，“言語忍，忿自泯。”《弟子規》也涉及到學習心理問題，“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認為墨磨偏，寫字潦草不工整是學習時心不在焉、思想不集中的表現。如果在學習前學習中克服心理障礙，誠意正心集中注意，這才是做學問的樣子。此外，“將加人，先問己;己不欲，即速己”是《論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義異構語，提倡遇事進行換位思考，多替別人著想，和暢人際關系。
10、責任心教育。在家庭內，每個人既為人兒女又會為人父母，父母所負的責任和子女所負的責任如果是高度一致的，則會造成家庭功能有序、充分的發揮。家庭是只講責任、義務、付出、奉獻和感恩的地方，在家庭內一旦培養起一個孩子的責任心，他才會有擔當，他的高度的責任感就會很自然地適時地移向對待他人和社會。批判性地思考教育現狀，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家庭、學校、社會對青少年兒童的責任心教育作了邊緣化處理，結果導致人們大都缺乏家庭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許多家庭及社會越來越陷入混亂，進而趨向瓦解。
在教育問題上，不管人們選擇什么樣的理論和方向，我們首先要澄清這個時代最缺失的是什么。不是危言聳聽，一些所缺失的東西(如責任心)的重要性往往與民族的興衰存亡氣脈相連。
若要扭轉由于普遍的責任心缺失而造成的社會頹勢，我們必須重新鑄就經得起檢驗的教育信念，重新認定并確立教育的主流價值，這個主流價值之一便是《弟子規》所高度重視的“責任心教育”。在《弟子規》中，關于培養兒童責任心的語句俯拾即是：“親所好，力為具”強調了子女有給父母提供一切資生物品用具的責任;“親有過，諫使更”，強調了子女有幫助父母改正錯誤的責任;“親有疾，藥先嘗;晝夜侍，不離床。”強調了子女要悉心照料生病長輩，盡責盡孝;“見未真，勿輕言;知未的，勿輕傳。”自己沒有看清事情的真相，就不要隨便亂說;對事情沒有確切的了解就不要輕易傳言，避免散布謠言，無事生非，造成混亂，這是對公眾社會負責。“善相勸，德皆建。”兄弟姐妹友伴同學之間應該互相勉勵，一起建立美好的品德，共同前進。強調要對他人的成長進步負責，也要對自己的道德進步負責。偉大的俄國文學家列夫·托爾斯泰對責任的認識是：“有無責任心，將決定生活、家庭、工作、學習成功和失敗。這(責任心)在人與人的所有關系中也無所不及。”一個人在人生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責任，責任的一些內容與時俱變，但責任感當持續存在。那些對家庭、生活、工作、學習、事業沒有盡到責任乃至不負責任人的人將為社會所輕視。反過來，如果一個人將生命跟崇高的責任感聯系在一起，那么這個人就會創造出不朽的業績。
《弟子規》包含著一種“大德育”思想，以上十個方面只是擇其要者加以分析概括。除此，還有許多教育元素也值得歸納，如“價值觀教育”，美丑、是非、善惡、好壞的分辨在《弟子規》中非常被看重(“年方少，勿飲酒，飯酒醉，最為丑。無心非，名為錯;有心非，名為惡。”“能親仁，無限好”，“不親仁，無限害。”)如“中庸教育”(“過不規，道兩虧”，“揚人惡，即是惡。”)贊成“規過”，反對“揚惡”，把握分寸，不走極端，符合中庸。如“氣節教育”，教育兒童“勿諂富”，當然“勿諂貴”也就不言自明了。如“賞識教育”(“道人善，即是善;人思之，愈思勉”。)如“感恩教育”(“喪三年，常悲咽;居處變，酒肉絕。”“恩欲報，怨欲忘;報怨短，報恩長。”)如“節儉教育”(“衣貴潔，不貴華;上循分，下稱家。”“若衣服，若飲食，不如人，勿生戚。”)防止兒童追逐時尚、盲目攀比斗富，產生虛榮心理與不平衡心理。如“衛生習慣教育”(“便溺回，輒凈手。”“置冠服，有定位，勿亂頓，致污穢。”)如“學習方法教育”(“讀書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心有疑，隨札記;就人問，求確義。”)
此外，《弟子規》的教育還涉及到語言的文明與藝術、交友的方法與原則、謙虛嚴謹、發憤立志等方面。
《弟子規》所提倡的本質上是一種生活教育，這種教育在吃、穿、住、用、行各個方面均可落實，要求兒童懂規矩、守規矩是這一教育觀的主旨。《弟子規》提供給孩子認識自己和社會所需的各種生活界面，使孩子更容易在挫折中成長，在風雨冷暖、人情世故中修身養性。可以確信，接受了《弟子規》教育的人即使沒有接受當代學校知識教育，他依舊能夠成長為一個快樂幸福且對社會有益的人。
《弟子規》最顯著地突出了“先學做人，后學做事;先培養德行，后學習知識與技能;先成人后成才”的教育思想。其基本理念是：貴“德”“行”培育，在“做人”與“做事”二者的統一中養成優良人格;以德統行，德在知先，行勝于言，以道德修為品格完善行為養正為首要任務，學習書本知識次之。道德占據著生命與靈魂的制高點，教育的根本在于德行。亞里士多德說：“專門追求有用，不能形成高尚自由之心靈。”道德的教育在青少年兒童心里扎穩了根，他們就具備了分辨善惡的能力，就會有大致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遇到一些染污心志的事物就會有免疫力，從而遠離它們并把有限的時間、精力投入正途，這樣的孩子長大后便不需要父母操心。事實上，大部分人的一生只在做著兩件事：做人與做事。比起做人與做事，做學問位居其次。學會做人做事，才有可能做一些學問;放棄了做人做事，只去做學問是不會做出大學問也不會有大出息的。反觀現代教育現實，有那么多“高分劣德”、“高分劣行”、“高分低能”者充斥于世，可見，修正不合時宜的教育制度已刻不容緩!
約翰·洛克就十分強調實踐對道德品質形成的重要性，這實際上是表達了一種“由做事而會做人”“先道德而后知識”的思維。他認為，優良的品質優于智力培養，教育應培養“有德行、有用、能干的人才。”這與《弟子規》的教育理路如出一轍。
無獨有偶，中國古代文學家、政治家韓愈在他的那篇著名論文《師說》中，早就申述了同樣的觀點：“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通過對教師職業角色“傳道”(傳播做人的道理)、“授業”(教授文化知識)的先后定位來安排教育教學的主次。“傳道”先于“授業”，德育先于智育，成人在先成才在后。這與《弟子規》的教育方針有高度的內在一致性。
《弟子規》倡導以圣賢為師，親近有仁德的人(“能親仁，無限好”)，以經典為友(“非圣書，屏勿視”)，學仁德大道。由“孝”至“賢”，進而成就一個“仁者”、“智者”、“賢者”，最后朝向“圣者”的目標邁進(“圣與賢，可馴致”)。這的確是一個令人鼓舞與向往的目標!于此，我們能在歐洲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與教育思想家托馬斯·阿奎那及其信徒的學說中找到回應。托馬斯主義者認為，真正的教育是一個不斷使人類心靈得到升華的永不完結的過程。如果剔除了托馬斯主義者教育思想中的神學因子，我們將看不出《弟子規》教育目標與之的區別。
審視當代教育體制，不難看出，現今的教育從骨子里洋溢著一種“偽教育”形態，泛濫著扭曲化、愚昧化、功利化、極端世俗化的傾向，完全丟失了教育應有的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品性，遠遠地背離了“以德為根，以人為本”的教育方向。教師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盲從——最后發現付出代價后有時達到的竟是別人的目的。教材及輔導資料的配置是一條若隱若現的齷齪的利益鏈條運作的結果。智育、技能教學為先，忽視德育的荒謬做法使我們的學生純粹成為容納知識的器皿，教育不再是一種人生塑造而蛻變為一種“填充”和單一模式化生產，結果并沒有當然也不會促進人的所有能力和氣質的展開，也沒有促進人格的發展與完善，更沒有促進人性的實現與超越，進而也無助于社會的改良與文明的進步。這種教育使現在的學生更加重視那些與理想主義生活相反的事實材料，更加重視跟文化傳統與永恒價值相對立的事物。教育的任務是使人以永恒的真理為生活指導，否則在這個瞬息萬變、光怪陸離的現代社會，沒有精神只剩軀殼的人會猶如水上浮萍，只能隨波逐流。教育的目的是讓人“成人”繼而“成才”。“成人”的精髓在于“求善”，“成才”的精髓在于“求真”。蘇格拉底說：“美德是由教育來的。”不難想象，拋卻了“善”與“真”的教育該是何等窘迫!據實而論，現在的教育基本上屬于一種“敗壞了的啟蒙”，這樣的教育與《弟子規》“美好精神鑄造”的教育無法對話也無法媲美。
一般而言，一個時代的思想、精神資源主要來自于自己的傳統，如果人為地在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之間矗立一條硬性邊界，這意味著與一種已被歷史證明是非常奏效的教育模式失之交臂，同時也意味著失去了一種強大的育人的思想力量和方式方法。如果棄傳統如敝屣，盲目地抵制傳統教育思想的價值觀念，在事關受教育者未來的問題上抱持一種極端偏頗的態度，我們將與教育本真形態的距離愈來愈遠，企望社會的真正進步將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烏托邦狂想。
學者章小亮、李世宏在《中國家庭教育》2007年第2期撰文指出：“傳統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是尤為值得贊賞的.......所以，在當今家庭教育中，父母給孩子的教育，不能少了傳統的色彩。用民族的精神來感染下一代，用傳統的經典來教化孩子。這樣培養出來的便是明日保有傳統精華的繼承者。”由于當今教育的總體價值叛逆了傳統以人為根、以德為根、行先知后的價值觀而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負面效應，所以人們對于傳統教育在當今教育事業中應扮演的角色還是有所期待的，然而人們的期待與期待實現之間還橫亙著許多阻礙。雖然家長和教師面對著許多教育問題，但流行的教育價值觀是忽視并排拒《弟子規》的作用與意義的。價值論的學習涉及行為的正當與荒謬，并可以幫助人們形成一套生活所賴以為繼的價值觀念，雖然《弟子規》為價值論的學習提供了清晰的答案，可是在這樣一個知識、專業、技術、物質需求受到如此推崇的時代，人們冷落《弟子規》是順理成章卻也是缺乏遠見的。“保衛古典教育，復興傳統文化，追尋圣賢足跡，挽救世道人心”這一日漸高漲的呼聲尚需得到普遍而強烈的響應。
在一個家庭內，《弟子規》是實行家庭教育的重要材料。雖說《弟子規》所涉及的個別教育情境在當前的社會中已不可能復現，但其精神實質并未過時仍可傳承，只不過必須要進行“創造性轉化”而已。如“騎下馬，乘下車”何嘗不可以轉化并理解為“騎自行車路遇長輩”的情境?“待婢仆，身貴端”何嘗不可以轉化理解為“對待家政服務員、保姆阿姨”的情境?“長者先，幼者后”在下樓梯或進旋轉門時又何嘗不能轉化為“幼者先，長者后”，幼者在前攙扶幫助長者并為引導的情境?臺灣學者林毓生熱情提倡“對中國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但要做到這一點，往往需要對傳統思想深入了解，并把它與我們自己思想的特性及我們遭遇到的實際問題客觀情境相互比照。林毓生說：“如果我們自己沒有一套活潑、創造性的思想，我們是很難了解另外一套不同思想的;我們甚至連那一套不同思想的特性都看不出來。”《弟子規》是中國古代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它字字藥石，言言龜鑒，經過具有創造性的詮釋、轉化后，現代教育思想便可有望實現與它的對接。
《弟子規》也是親職教育(家長自己教育自己)的絕好教材。
長期以來，由于受凝固僵化的非白即黑、二元對峙的思維模式影響，我們對傳統文化經常從實用主義角度企圖做出“精華”與“糟粕”的區分，結果因價值取向混亂與標準不一導致人們對“精華”與“糟粕”的判別往往大相徑庭、莫衷一是。如果我們放棄或稍微超越一下這一思維習慣或心理定勢，我們將會發現，思維模式的突破所帶來的是拓展了的視野、更加深邃的眼光和更包容的心態，漠視傳統、輕蔑先賢、遺忘歷史的愚昧做法、長夜悲劇也必會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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