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杜甫詩歌的敘事藝術

時間：2025-01-07 10:45:01 麗華杜甫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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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詩人杜甫詩歌的敘事藝術

　　在日常學習、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總少不了接觸一些耳熟能詳的詩歌吧，詩歌具有精煉含蓄的特點，起著反映社會生活、表達思想感情的作用。還在苦苦尋找優秀經典的詩歌嗎？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唐代詩人杜甫詩歌的敘事藝術，歡迎大家分享。

唐代詩人杜甫詩歌的敘事藝術

　　縱觀杜甫一生所創作的詩歌，尤其是敘事詩，以敘事手法開展抒情，成為了他常用的詩歌表現手法。

　　唐詩是中國古代詩歌史的巔峰時期，不管是題材、內容，還是藝術性、寫作手法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杜詩前期詩歌作品以自信、雄渾的特點迎合了盛唐的時代風貌。安史之亂以后，盛唐由盛轉衰，殘酷的社會現實讓他不得不重新審視身處的時代。他以深沉的思想去觀察現實，詩歌風格也漸漸偏向于敘事些事，這些做作品以“三吏”“三別”最為出名。他還創作了諸如《兵車行》、《麗人行》、《北征》、《羌村三首》等深刻反映社會現實經典詩歌。這些風格題材多樣的詩歌或思想深沉，或批判現實，或反映時事。其詩歌的敘事在濃烈的抒情中顯得更加沉郁，他的這種詩歌寫作手法使杜詩在唐代詩歌中別具一格。

　　一、以抒情為主，敘事簡單

　　杜甫在前期詩歌創作中，多以抒情為主，其中蘊含簡單的敘事痕跡。這時期，杜詩的敘事成分不重，多以送別詩、游歷詩、宴會詩為主。這些詩歌的抒情性很濃，具有簡單敘事的特點，詩中的敘事成分多因為詩歌的抒情需要而被簡單化、修飾化。事實上，詩歌創作者把是某個事件當做現實情形表現出來，而且會以這個事情來表現自己。即興詩就是這樣產生的，例如杜甫的《行次昭陵》《游龍門奉先寺》等詩反映出了作者為了凸顯詩歌主題，會將作詩的目的和事件以動賓結構陳述短語表現出來，完美地融合了詩歌的抒情與敘事兩大特點。另外，杜詩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以景物來客觀敘事，以情感來主觀表達。這種以真實景物反映真性情的寫作手法要求詩人需要有一定的寫作境界。要想寫出好的詩歌，不但要精巧創新才能寫出特色。這樣才能真實地再現那些難以描寫的景物，于詩歌語言中表現出不盡之意。杜詩在詩歌中運用描寫性語言把這種效果發揮到了極致。描寫性語言不同于陳述性語言，其動名詞具有說明性和形容性。詩歌中的實在性和想象性因為這些動名詞的巧妙運用而變得更加感人。例如杜甫《春望》中的“城春草木深”這句就以豐富的感情描寫出了客觀景物，語言也是雙重性的。

　　二、以背景式敘事為主，敘事全面

　　杜詩在詩歌敘事中有個十分顯著的特點，那就是根據歷史事件或者以史詩方式來進行社會全景式描寫，不是根據人物或者事件來進行描寫，這樣更有利于展示整個社會情境。黑格爾認為西方的該類型史詩不能圓滿刻畫社會情境，盡管這些描寫具有層次性，可是還是不能完整地個別事跡的重點，重點性不突出。但是，以杜甫詩為代表的中國詩歌都是以小角度來呈現全局觀，以詩題來引領全詩內容，而詩歌的重點內容便是根據詩題來進行發散描寫。因此，杜詩的全面性背景式敘事描寫與詩題、內容是有機統一的。安史之亂以后，杜詩作了大量敘事詩，大多都以全面的背景式敘事來揭示詩歌主題，展現詩歌內容，表達他的人文主義關懷以及對社會的深切關注。

　　三、以戲劇性敘事為主，敘事單一

　　從安史之亂以后的杜詩中我們可以看出，杜詩在敘事藝術中還表現出了另一個特點，那就是他在深刻表現某個歷史事件時，會深入事件的內部進行敘事描寫，例如“三吏”中的《新安吏》《潼關吏》，“三別”中的《新婚別》《垂老別》等。這些以漢樂府形式創作的敘事詩中的人物行為、語言、思想被詩人匠心獨運地置放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中，給讀者呈現出了戲劇效果般的簡單歷史場面。這些敘事詩題材新穎，內容以簡單的社會生活場面作為歷史再現，表現了詩人的憂國憂民的情感。這類敘事詩盡管是以漢樂府手法寫成，但是又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繼承。因為杜甫在這些敘事詩中將社會問題包含在典型事件中，用記言的方式描寫人物和事件，全詩具有戲劇性效果，場面性和片段性分布其中。

　　四、以完整敘事為主，敘事客觀

　　杜甫的上述詩歌敘事藝術是對我國古詩特點的深刻反映，即抒情精美，敘事并不是重點，特別是不能完整地敘述歷史事件。杜詩中以漢樂府形式寫成的敘事詩中主觀情感反映強烈，沒有深刻的情節敘事，人物形象描寫也比較簡單。不過，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講，詩歌是現實生活的藝術再現。詩歌的形式、內容、表現手法的創新是因為客觀社會生活的變幻無常引起的。杜甫的敘事詩方面的集大成使他的詩歌在客觀生活敘述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杜甫的敘事詩的社會視角廣泛、歷史意識強烈，他將社會現實寫進敘事詩里，并運用多種方式在詩歌中完整敘述了客觀故事，也因此成為了與眾不同的偉大詩人。

　　五、結語

　　杜甫在敘事詩中對敘事技巧的杰出運用，使其詩歌成為了我國古詩中的藝術瑰寶。在杜甫一生的敘事詩創作中，他始終是以天地萬物的宇宙觀來駕馭自己的藝術能力。他的敘事詩有著特別的敘事視角，敘事方式包含了他的人生價值觀追求，體現了他的博大胸懷和憂國憂民思想。杜甫的敘事詩因為其創作出發點不同而體現出了不同的作用，例如《兵車行》中對朝廷的影射。杜甫的敘事詩有著豐富多樣的敘事手法，他一生都試圖追求詩歌對生活的客觀、完整敘事。杜甫敘事詩的敘述表面看來是主觀的，但是詩中詩歌的內容和敘述者的身份是相吻合的，運用了始終如一的內視角，以親身經歷講述了沒有超過敘述者的所了解的知識范圍的內容，給讀者以可靠的的敘述效果。敘事的可靠性強化了詩歌內容的客觀性，使得杜詩成為了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個傳奇。

　　杜甫的詩歌風格

　　沉郁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郁”的特點，“沉郁”一詞最早見于南朝，“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后來杜甫寫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于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后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筑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深遠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拓展：

　　【杜甫的生平】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是著名詩人杜審言之孫。7歲學詩，15歲揚名，一生不得志，只做過一些左拾遺等小官，雖然被后世稱為“詩圣”，詩歌被稱為“詩史”，可在唐朝當時并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有一首《戲為六絕句(其二)》就是寫“初唐四杰”的：“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詩人的自比，杜甫的經歷和詩歌創作主要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一、讀書和漫游時期(三十五歲以前)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開元十九年(時二十歲)開始漫游吳越，5年之后歸洛陽應舉，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齊趙。之后在洛陽遇李白，兩人相見恨晚，結下了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游梁、宋(今開封、商丘)，后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后又遇于東魯，再次分別，這便是“詩仙”與“詩圣”的最后一次相見。

　　二、困居長安時期(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這一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當朝宰相李林甫為了達到權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說無人中舉。后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的職位。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志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后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連舉行了三個盛典。杜甫借此機會寫成了三篇《大禮賦》，玄宗使待制集賢院，但并未得重用。

　　三、陷賊和為官時期(四十五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等詩。后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于忠言直諫，上書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房琯善慷慨陳詞，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不切實際，與叛軍戰，采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肅宗問罪。杜甫始為左拾遺，上書言房琯無罪，肅宗怒，欲問罪，幸得脫)。其后，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四、西南漂泊時期(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后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攝成都，杜甫投往嚴武處，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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