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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曹操詩歌中的“氣”
《觀滄海》這首詩是曹操北征烏桓勝利班師，途中登臨碣石山時所作，詩人借大海的雄偉壯麗景象，表現了開闊的胸襟，抒發了統一中原建功立業的抱負。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談曹操詩歌中的“氣”。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談曹操詩歌中的“氣”
摘要:曹操詩中的“雄氣”、“勇氣”和“悲涼之氣”,既表現出曹操不但有囊括回涌的寬闊胸懷,又有體恤人民疾苦的側隱之心;同時也從不同側面表現曹操詩的風格。
關鍵詞:曹操詩歌;“氣”
abstract:in cao cao poem “courage”, “courage” and “dismal gas”, both displays the broad mind which not only cao cao has includes wells up, and has shows solicitude for the people’s hardship the side hidden heart; simultaneously also displays the cao cao poem from the different side the style.
key words:cao cao poetry; “the gas”
關于曹操詩歌中的“氣”,歷代不少評論家都有論及,但多數不夠深入系統,這里筆者擬作一嘗試。
要談曹操詩歌中的氣,首先必須弄明白“氣”是什么。《莊子•齊物論》中有云:“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廣雅•釋言》進一步說:“風,氣也。”很顯然,“氣”與“風”指的是一種東西,這里指的是自然現象。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提出了“養氣”說,這里的“氣”指人的氣質或個性。至曹丕的《典論•論文》則更進一步把 “氣”運用到了文學作品的創作和評價上。Www.11665.COM他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提出了“文氣”說。后來劉勰在《文心雕龍•風骨篇》中,對“文氣”說又從作家到作品作了進一步的闡發。他說:“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即只有志氣昂揚爽朗,才能產生清峻的文風。也就是說,“氣”指的是人的氣質或個性,而“風”是反映在作品中的“氣”。所以黃叔琳評劉勰《文心雕龍•風骨篇》說:“氣是風骨之本。”氣在于作家謂之氣,形之于文即謂之風骨。
因此,我認為:“氣”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作家本身的“氣”;一是文學作品中的“氣”。 作家本身的“氣”指作家的氣魄、氣質或個性。文學作品中的“氣”指作品表現出來的氣勢、風力或“精神”;作家本身的“氣”,在文學作品中的具體反映,就成了作品的“氣”,前者決定后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氣魄、氣質或個性,那么不同人的作品,就會有不同的氣勢、風力或“精神”,即不同的作品的“氣”,所以曹丕說:“不可力強而致。”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曹操詩歌中的“氣”。
譚元春曾經評曹操的詩歌說:“此老詩歌中有霸氣,而不必其王;有菩薩氣,而不必其佛。”(《古詩歸》卷七)我認為譚元春抓住了曹操詩歌氣勢的根本特點。曹操的詩歌有一種氣韻天成的自然美,譚元春所謂的“霸氣”,并非霸道之氣,“菩薩氣”,也并非佛教徒之氣度,說得直白一點,就是雄氣、勇氣和悲涼之氣。這“三氣”可以用來概括曹操詩歌的風格特點。下邊分別加以闡述。
首先談曹操詩歌中的“雄氣”。曹操詩歌的主要特點,就是它的氣魄宏大,氣勢磅礴。不論是抒發豪邁的情懷、表現雄心壯志,還是思賢才之熱情、超人世之神游,都有一股搖撼靈魂的力量。他的詩能使消沉者突起,萎靡者振作,勇者有躍躍欲試之概。如《觀滄海》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
這首詩是曹操北征烏桓,凱旋歸來時寫的。詩人登上碣石山,遠眺茫茫無涯的大海,心胸無比開闊。海水回旋動蕩,拍擊著水中央那岑參的孤島,發出隆隆的響聲。俯視碣石山上下,一片郁郁蔥蔥。瑟瑟的秋風,吹得大海涌起千層巨浪,日月星辰,都好像出自大海的懷抱,運行于它的胸中。多么一幅雄渾壯美的海景圖!氣勢雄壯,意境深遠,抒發了詩人的豪邁情懷。讀此詩令人浮想聯翩,油然而生向往之情,可謂“登山而情滿于山,觀海而意溢于海”!(《文心雕龍•神思篇》)所以鐘惺說:“《觀滄海》直寫胸中眼中,一段籠蓋吞吐氣象。”(《古詩歸》卷七)沈德潛也說:“《觀滄海》有吞吐宇宙氣象。”(《古詩源》卷五)“氣象”即氣勢。“滄海”、“洪波”,“日月”、“星辰”,詩人處處從大處落筆,既寫眼前之景,又有豐富的想象,所以氣勢宏大,吞吐宇宙。再看《龜雖壽》: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這膾炙人口的詩句,歷來為人傳誦,“老驥”——“千里”,“烈士”——“壯心”,表現了詩人老當益壯、自強不息的精神和他誓欲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真乃 “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敖陶孫詩評》)極為本色,古直質樸。讀此詩如見其人,一個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形象巍然眼前,《普書•王敦傳》有這樣的記載:王敦“每酒后,輒泳魏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王敦是東普有名的大將,他之所以特別喜愛這四句詩,顯然是因為這四句詩有氣勢,有雄力,誦著它,能給人以鼓舞,給人以力量。
《短歌行》是曹操最著名的作品,歷來評論家評論最多、稱道最多的都是它。在詩的開始,詩人慨嘆了人生的短促,接著用大量的篇幅抒發了詩人的苦悶和憂慮心情,最后以周公自比,表現了他招攬天下賢才的博大情懷。但歷來不少評者認為, 曹操慨嘆人生短促,有及時行樂的消極思想。其實不然,我們應當看到詩人慨嘆人生短促,是因為功業未建,理想和抱負難以實現,而又時不我待,不覺老之將至; 詩人的憂慮和苦悶心情,是因為幫助他統一天下的人才難得,即“明明如月”,卻不知“何時可掇”,所以“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并沒有消極頹廢的意思。正因為如此,最后詩人的感情回旋直上:“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表現了他為完成統一的大業,廣攬天下賢才,虛懷若谷的寬闊胸襟,抒發了震撼人心的熾然的激情,有著巨大的感召力量。再如曹操的晚年之作《氣出唱》,仍然氣勢十足:
駕六龍,乘風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
歷登高山臨溪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
……
這里詩人描繪了一個幻想的雄偉境界,既有“朝發于蒼梧兮夕余至乎懸圃”(屈原《離騷》)之神游,又有背負青天,俯
瞰九州之勢。正如陳祚明評曹操的詩所說:“曹孟德詩如摩云之雕,振翮捷起,排焱煙,指霄漢,其回翔扶搖,意取直上,不肯乍下,復高作起落之勢。”(《采菽堂古詩選》卷五)指出了曹操詩歌的古樸沉雄,雖然“鷹隼乏采”,然而“氣號凌云”。這是對曹操詩歌氣勢最精當的評價。
以上所舉曹操的詩, 都表現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鐘惺和沈德潛都說有“吞吐氣象”,鐘惺又說曹操的詩有“氣骨”,敖陶孫說他的詩“氣韻沉雄”,陳祚明評其詩如“摩云之雕”。他們都抓住了曹操詩歌的“氣勢”進行評價,皆著眼于一個“氣”字。讀其詩,大氣磅礴,風力健朗,因此我們說,曹操詩歌中有“雄氣”。
其次, 再談曹操詩歌中的“勇氣”。曹操的詩,雖然用的都是樂府舊題,但他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都開創了新的天地,形成了自己卓然不群的獨特風格,“在樂府中, 猶然氣骨”(鐘惺《古詩歸》)。徐世薄曾指出:“子健詩雖獨步七子,東坡文雖雄視百代,然終不似孟德明允蒼茫渾健,自有開創之象。”(《榆溪詩話》)在當時,大凡作四言詩的,在文法、句法上,莫不受《三百篇》的約束,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曹操一人不受其制約,正像范文瀾說的那樣:“(曹操)四言樂府詩,立意剛勁,造語質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號稱獨步”。(《中國通史•文學》)在詩歌的內容方面,他直抒胸中之情,直描眼中之景——不管是光明的, 還是黑暗的;是太平的盛世,還是慘淡的人生,都敢于寫進詩里。如他看到漢末軍閥混戰造成的悲慘凄涼的景象,則寫道:“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蒿里行》)曹操以相王之尊,是一個封建統治者,對當時豪強兼并給人民帶來的悲慘遭遇,能真實地反映于詩歌中,也是需要勇氣的,一般人不能夠做到。特別是他的《董逃歌》:
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
鄭康成(鄭玄)是漢末的一代大儒,曹操把他行酒伏地氣絕的事寫進詩里,來說明人的生死壽夭與德行的好壞無關。魯迅先生指出:“曹操做詩,竟說‘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出距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的”。(《而己集•魏晉風度與藥及酒之關系》)又說:“在曹操本身這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他的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同前)“想寫的便寫出來”,說著輕松,而實際上若不是“他的膽子很大”,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再如《薤露行》的開頭兩句:“惟漢二十二世,所任誠不良。”把抨擊的矛頭直指靈帝,這實在是需要膽量的。的確,讀著曹操的詩,會不時有一股“雄氣”、“勇氣”沖出來,使人不能自已。
第三,談談曹操詩歌中的“悲涼之氣”。鐘嶸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詩品》)曹操詩歌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它繼承了《詩經》、《離騷》,特別是漢樂府民歌“感于哀樂,緣事而發”(《漢書•藝文志》)的現實主義傳統,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為基礎, 反映出建安時代大動蕩、大轉折的社會狀況。他的詩沒有無病呻吟的纏綿小調,也沒有萬事不如意的滿腹牢騷,更沒有為藝術而藝術的雕章琢句之筆。因為他有著自己的宏偉理想和抱負,干的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業,這就使他的詩有著充實的思想內容。如他的《蒿里行》:
……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在董卓大亂之后,諸豪強雖然名義上會盟討賊,而實際上并無討賊之意,他們徘徊觀望,積極積蓄各自的力量,乃至自相殘殺。結果慘遭屠戮的軍民數以萬計,野外一片白骨,千里沒有人煙,極寫喪亂之慘,悲涼之氣襲人。再如痛斥董卓滔天罪行的《薤露行》:
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詩人對董卓殺死幼主、焚燒洛陽,擄掠百姓的罪惡行為表現了極大的憤慨;對人民的遭遇和洛陽的慘象表示了極大的悲痛。詩中悲涼的氣氛催人淚下。
還有反映軍旅生活的《苦寒行》,表現了將士們倍受征戰之苦和思鄉至切的凄楚心情,其氣氛也是極其悲壯凄涼的。
方東樹指出:“《蒿里》……古直悲涼……悲痛哀遠。”又說:“魏武《薤露》……所詠喪亡之哀,足當挽歌也。”(《昭昧詹言》卷二)《蒿里行》、《薤露行》在樂府中本來就多作哀挽之調,曹操用來敘述漢末喪亂的時事,所以其悲涼氣氛更加感人。
通過以上分析,曹操詩歌中的雄氣、勇氣和悲涼之氣,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這“三氣”是怎樣形成的呢?還有必要作一番探討。
首先是“雄氣”和“勇氣”的形成原因。鐘惺在論述曹操的詩時曾說:“志至,而氣從之,氣至,而筆與舌從之。”(《古詩歸》卷七)說明了志、氣、文三者的關系,實際上也是作家和作品的關系。劉勰《文心雕龍•體性》更具體地指出:“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體清;長卿傲誕,故里侈而辭溢;……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彩烈;……”這里說明了作家的氣質、個性對文章風格的決定作用。李白詩之所以豪邁奔放,是由于他的狂放不羈和傲岸一世的個性;蘇軾文之所以“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蘇軾自評語)是因為他有著曠達豪放的性格。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云:“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攬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這一節說明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文章與作家氣質、個性的關系;一是文章與作者經歷的關系。孟子因為善養 “浩然之氣”,所以他的文章與其浩然之氣相稱,“不為山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司馬遷因“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交游豪俊,所以其文章“疏蕩”、“頗有奇氣”。蘇轍又說:“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曹操詩歌中之所以有一股“雄氣”和“勇氣”,也并非其有意為之,而是由他的獨特個性和不平凡的經歷決定的,然而他的個性和經歷又與時代狀況有著密切的關系。建安時代,天下動蕩不安,四方豪杰并起,有志之士,莫不欲建功立業,當時的大多數文人,也都胸懷雄心壯志,有建功立業的愿望。居于領袖地位的曹操是反傳統的,他一掃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并重儒、道、名、法,使當時文人的思想解除了長期的桎梏而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因此,使建安文人的作品大都形成了一種“清峻”、“通脫”的風格。所以曹丕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干,則謂“時有齊氣”;論劉楨,則稱“有逸氣”。可見建安詩歌大都含一 “氣”字。至于曹操本人,這方面表現得就尤其突出了。他雄心勃勃,虎視四方,戎馬倥傯三十余年,往往橫槊賦詩,鞍馬間為文,氣蓋群雄,籠罩一世,這就不能不使他的作品中充滿著“雄氣”和“勇氣”。
在軍閥混戰的建安時代,曹操的地位是極其重要的,他又自恃有經天緯地之才,非常的自信;袁紹雖出身于四世三公,門多故吏,虎踞冀州,曹操笑之為“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名稱八俊,威鎮九江的劉景升,曹操認為徒具虛名,其實難副;淮南袁術,曹操蔑之為 “冢中枯骨”,早晚必擒;至于劉璋、張魯、韓遂等,曹操更視為碌碌小輩,不在話下。照他自己的話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三國志•蜀志•先生傳》)《魏德論》說:“武帝之興也,以道凌殘,意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氣順制,靈旗一舉,則朝陽播越。”曹操經過十余年的南征北討,先后消滅了呂布、袁氏兄弟、韓遂、劉表等割據勢力,平定了北方,實現了北方的統一。他不愧是撥亂世之英雄。所曹操這種英雄氣概反映到作品中來,就必然成為一種雄壯豪放之氣,剛健勁拔之風。
曹操有著剛強豪爽的性格,年輕時就很有膽略。他二十歲任洛陽北部尉時,已表現出了超人的膽識:造五色棒,懸于府門左右, 有違禁者,一律受罰。靈帝最寵愛的小黃門的蹇碩叔父犯了禁,照樣棒殺之。一時“京師斂跡,莫敢犯者。”(《武帝紀》注引《曹瞞傳》)倘若沒有足夠的膽略和勇氣,豈敢如此。此外,他的庶族階級地位,也使他有一種斗爭勇氣,在用人上,曹操一反過去的取仕辦法,不管哪一階層的人——即使是“盜嫂受金”者,或負侮辱之名——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都予以重用。這與其說是對豪強的一種反抗,勿寧說是對豪強的一種打擊。前面已經說過,他的膽子很大,又無所顧忌,所以反映到他的詩歌中,也就必然有一種“勇氣”。
曹操詩中“悲涼之氣”的形成,也有各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決定于當時動亂的社會現實。董卓之亂, 把首都洛陽糟踏成一片廢墟,周圍“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資治通鑒》卷五十九)軍閥割據,戰禍頻繁。人民或慘遭屠戮,或死于饑餓瘟疫,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出現了“人相啖食,白骨盈野,殘骸余肉,臭穢道路”(《晉書•食貨志》)的空前殘酷局面。曹操和建安文人就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元稹指出: “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其抑揚冤哀存離只作,尤極于古。”(《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如曹植的《泰山梁甫行》:“劇哉邊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獸,……狐兔翔我宇。”描寫了當時邊海地區人民的苦難生活,表現了詩人的同情和悲哀。再如王燦的《七哀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更表現了作者對人民生死不保的深切同情, 氣氛更加悲哀凄涼。另外如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蔡琰的《悲憤詩》等,也同樣充滿著悲哀凄涼的氣氛。這說明了作品的格調與時代特點有著密切的關系。杜甫在“安史之亂”中,經歷了八年的顛沛流離和憂國憂民的生活,使他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但當他聽到平定了“安史之亂”的消息時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與其以前的詩風則大相徑庭:“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字里行間都充滿了歡快的氣氛。辛棄疾胸懷抗金復國的偉大抱負,卻不能實現,所以形成蒼涼悲壯的詞風。曹操詩歌中的悲涼氣氛,給人一種凄涼、悲憤之感,一方面,是由于他敢于正視殘酷的社會現實,對當時戰亂給人民造成的災難有同情之心,并力圖改變這種社會狀況;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有著政治上的宏偉理想和抱負,對未來充滿了美好的幻想。如他在《對酒》中,描繪了一個太平盛世的生活圖景。雖然這種“太平盛世”在封建社會里是根本不可能實現,但曹操還是做了許多努力,采取各種措施來實現它。譬如他興辦學校,廣開屯田,頒布“存恤令”、“給貸令”等等。陳祚明指出:“《對酒》序述太平景象,極盡形容,須知反言之,并以哀世也。”(《采菽堂詩集》卷五)正因為這種“太平景象”難以實現,所以詩人才憫世事之亂離,哀風俗之日哀,因此使他的詩歌籠罩著悲涼的氣氛。正像陳祚明說的那樣:“孟德所傳詩篇,雖并屬擬古,然皆以寫己懷來,始而憂貧,繼而憫亂,慨地勢之須擇,思解脫而未能,……本無泛語,根在性情、故其跌宕悲涼。”(同前)譚元春說曹操詩歌中有“菩薩氣”,是很有見地的。
綜上所述,曹操詩中的“雄氣”、“勇氣”和“悲涼之氣”,既表現出曹操不但有囊括四海的寬闊胸懷,又有體恤人民疾苦的惻隱之心;同時也從不同側面表現了曹操詩的風格。正如方東樹所說:“大約武帝詩沈郁直樸,氣直而逐層頓斷,不一順平放,時時提筆換勢換氣,尋其意緒,無不明白,玩其筆勢文法,凝重屈,誦之令人滿意。”(《昭昧詹言》卷二)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在談到“建安風骨”時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曹操的詩歌之所以能撼動人心,“誦之令人滿意”,關鍵在于他的慷慨“多氣”。曹植詩雖獨步于“建安七子”,然較之其父詩,就未免顯得氣弱、氣短。曹丕詩不如其弟,更無以與其父詩相比,劉熙載評曹操詩曰:“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藝概》卷二《詩概》)劉氏之評,殆為定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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