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 題伯時畫
《題伯時畫嚴子陵釣灘》這首詩的篇幅雖小，然所包含的道理重大。
題伯時畫嚴子陵釣灘 宋/黃庭堅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
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題解】
本詩于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作于禮部試院，為李公麟所畫嚴子陵釣灘而題。但全詩并不以題畫為主，卻是以議論為主。前二句頌揚嚴光并不因為與劉秀系少年之交就出山做高官，而始終隱居保持自己高尚的名節，這種蔑視富貴利祿的精神品格是值得崇敬的。后二句借畫面上嚴光垂釣進一步引發感慨，謂正由于東漢多名節之士，而嚴光紹其始，致使漢家天下如九鼎之固。詩中以一釣絲之輕而系國家九鼎之重，對比鮮明，意象新奇，深含言外之意。王安石推行新法，許多政治投機家趨炎附勢，營私結黨，誅除異己，致使政局擾攘，山谷借嚴光事予以諷喻。
【注釋】
①李伯時，宋時畫家李公麟，字伯時，安徽舒州人。詳見前蘇軾《伯時所畫王摩詰》摘句注。嚴子陵釣灘，《太平寰宇記》：“嚴子陵釣臺(亦稱釣灘)在(浙江桐廬)縣南大江側。”嚴子陵，嚴光，字子陵，東漢初會稽余姚人，曾是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光武即位后，嚴光變姓名隱遁。劉秀派人覓訪，征召到京，授諫議大夫，不受，退隱于富春山。事見《后漢書·隱逸傳》。
②平生久要：語出《論語·憲問》：“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久要，舊約，舊交。劉秀，字文叔。
③渠：他。三公，東漢時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稱三公，為共同負責軍政的最高長官，此泛指高官。
④九鼎：相傳夏禹鑄九鼎，《史記·武帝記》：“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為古代象征國家政權的傳國之寶。后用以比喻分量之重，《史記·平原君傳》：“毛(遂)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
⑤桐江：即富春江。一絲，指魚竿上的釣線。古詩文網:http://www.gushibaike.cn
【譯文一】
平生和劉文叔雖然是舊交，也不肯為了他就去作三公。能使漢家天下有九鼎之重，全仗桐江垂釣的亮節高風!
【譯文二】
生平早就與光武帝約定：你發跡了，我一定不會為你擔任三公。能夠使漢家山河像九鼎那么穩重，都因為桐江上這一根釣絲，一點微風。
【賞析】
此詩作于元祐三年(1088)春，時蘇軾知貢舉，畫家李公麟(字伯時)、山谷等人為考校官員。公務之暇，伯時作畫，蘇軾、山谷題詩，此事當時就傳為佳話。嚴子陵，名光，又名遵，會稽余姚(今屬浙江)人。少有高名，與漢光武帝劉秀(字文叔)同游學。秀稱帝，欲授子陵高官，辭不就，耕釣于桐江(錢塘江中游自建德至桐廬的別稱)，年八十余卒，事見《后漢書》本傳。
九鼎，相傳為夏禹所鑄，象征九州，歷來是國家政權的傳國之寶。詩人以九鼎之重與釣竿一絲之輕相并列，構思奇特，遠出常情之外。然詩人執正以取奇，云子陵志節系乎國運，辭高意深，然后為工為奇，后人亦視為千古名句。史稱劉秀稱帝后，子陵變易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下令尋訪，后齊地上書，云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經三次征召而后始至，司徒侯霸與子陵素相知，遣使奉書，勸其主動見帝。子陵口授答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帝親臨館舍，猶高臥不起。后引入宮暢敘故舊，因共偃臥，子陵以足加帝腹，可見眷顧隆盛，前無古人。除諫議大夫，仍不屈志，歸隱桐江。
志是自我認識、自我設計、自我支配行為的意向，有大小之分，有方向之別。
山谷認為：子陵懷仁輔義，符合儒家“仁者愛人”“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政治主張，思想上已達到理想境界。他不像世俗文人那樣，以投機鉆營、阿諛順旨為能事，而是矢志隱逸，不屈服于帝命，“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種高風亮節。為當時士人所欽慕，蔚為社會風尚，故東漢多名節之士，皇祚穩固，享國近二百年。他的事邁在后世流傳，成為文人吟詩作幽的好題材。
黃庭堅高度評價子陵志節及其作用，是有事實根據的。東漢后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就是外戚、宦官和士族官僚集團之間的斗爭。土族官僚集團，上起望族，下至廣大學生，包括地主階級各個階層。特別是鯁直派官僚與名士在堅強地攻擊宦官中，造成很高聲望，其代表人物是李膺、陳蕃、范滂、郭泰等人。古詩百科~他們崇尚氣節。嫉惡如仇，言行剛勁，對人民有同情心。雖屢遭禁錮殺戮，但視死如歸，普遍受到人們的尊敬，在東漢末年已是統治階級的主要代表。當然，在我們看來，東漢之興衰自有其經濟上、政治上的原因，而不系乎子陵的隱逸。但也不可否認，他的志節對東漢士人確有很大影響。
詩人贊賞子陵志節是有感而發，是想抨擊當時官場喪節敗行的不良風尚。例如知開封府蔡京，原為變法派中堅。元祐更化，司馬光廢募役法，復差役法，限期五日，同列皆云太局促，獨蔡京如期復命。又如楊畏，因尊王安石之學而任提點刑獄。元結年間，先后依附舊派呂大防、劉摯、蘇頌，復又一一傾危之。紹圣年間，力斥元}右之政。人稱“楊三變”.謂其“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于紹圣”。再如邢恕，原出入司馬光、呂公著之門，受薦予朝，竭力反對新法。以后見變法派勢盛，而攻擊司馬光。元}右、紹圣年間俱為高官，而政見前后判若二人。其時舊派亦同樣，他們在得勢后分為洛、蜀、朔三黨，互相攻訐，爭權奪利。山谷政治上屬舊派，視“孝友忠信”為立身之本，想實施儒家仁政。在王安石執政時，對他印象很好，可他并不奉迎。在司馬光執政時盡廢新法，官場上過去以荊公為是，而現在則以荊公為非，而他則以為荊公的經學和詩文是不朽的，后輩只用其短處，任意穿鑿附會，與荊公無關。
他認為新舊兩派中都有名節之士，也都有阿諛鉆營的小人，用人要包新舊，不應有派別成見。他特立獨行，不黨同伐異，表現了正直的品格，由此我們也可了解他為何贊賞嚴子陵的高風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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