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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小說中的“進城”與“返鄉”
賈平凹是中國當代文壇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筆下的“商州系列”小說人物游走在“進城”與“返鄉”之間，但是進城者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盡如人意，他們經歷著身處底層的掙扎和精神世界的空虛，而返鄉者在故鄉感受到的是失望與無奈，他們無力改變傳統文化遭受現代文明沖擊的現狀，也難以尋找到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
賈平凹小說中的“進城”與“返鄉”
賈平凹曾表示“我是農民”，是“具有農民意識”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描繪出農民在城鄉之間游走的心路歷程，從1984年第一部長篇小說《商州》的發表，到2016年的最新長篇力作《極花》，都或隱或現地展現出關于“進城”與“返鄉”的文學敘述。縱觀賈平凹30多年的長篇小說創作，作品中呈現出鄉下人進城后的掙扎與迷茫，以及知識分子返鄉后的無奈與失落。這種“進城”與“返鄉”的對比書寫，展現出賈平凹關于城鄉之間家園意識的矛盾思考與情感困境，表達出對現代化沖擊下的鄉土中國的迷茫與失落之情。
一、進城后的艱辛與掙扎
《高興》是一部典型的描寫“鄉下人進城”的小說，作品中的主人公劉高興是清風鎮的農民，向往大城市的他來到西安，由于身無一技之長，便成為一個拾荒者。劉高興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做著拾破爛的工作，到處遭受著白眼與蔑視，并且居住環境惡劣，生活異常艱辛。但是樂觀的他堅定地相信自己的腎賣給了城里人韋達，這象征著自己與城市有了身體上的聯系，因此他在心理上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城市人。劉高興對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高度認同，他勤奮工作、奮力拼搏，企圖通過努力來改變自己的底層處境和事實上的農民身份。但種種遭遇證明，進城的鄉下人處于被城市排斥和鄙夷的社會邊緣化的地位。
《帶燈》中的村民去大礦區打工，去的時候人高馬大，回來的時候得了肺病，“已經死了三個，還倒躺著十個”。“做姑娘的也十之八九出去打工，在外面把自己嫁了，有七個再沒回來，聽說三個已病死。”鄉下人進入城市，或是為了掙錢娶媳婦蓋房，或是希望自謀生路，在城市中闖出一片天地，往往想象的城市生活是美好的，但在實際的境遇中，他們身處底層的生活狀況經常令人堪憂。賈平凹在《帶燈》的后記中說：“農村里的年輕人越來越少，男的女的，聰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進城去，他們很少有人在城里真正討上好日子，但只要還混得每日能吃兩碗面條，他們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賈平凹的敘述，展現出底層的無力掙扎。
小說《極花》也描寫出進城的胡蝶跟著母親在城市中以拾荒為生。和劉高興一樣，胡蝶也向往城市，渴望成為一個真正的城市人，得到城里人的認同。然而，在一次城里人以介紹工作為借口的拐賣中，胡蝶開始了自己始料未及的命運。胡蝶從剛到圪梁村的掙扎與反抗，到被警察解救后，因不堪輿論和媒體的壓力，主動回到被拐賣的地方，這種令人不解的轉變，對處在底層的胡蝶來說，實在是一種不得不面對的既無奈又痛苦的選擇。“胡蝶不一定是要‘認命’才能達到與現實的和解”，賈平凹認為，“能夠得到認同更重要”，“人的煩惱和痛苦往往來自不了解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如果城市讓胡蝶無所適從，圪梁村的人情風物或可予她安慰”、。胡蝶終究在與黑亮一家人的相處中，完成了自己農村人的身份與文化認同。
二、返鄉后的無奈與失落
在賈平凹的“返鄉者”系列小說中，主要敘述的是從鄉村進入城市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還保持著對淳樸鄉村的美好想象，于是想在返鄉過程中，尋找到靈魂的棲息場所以及寄托精神的故鄉。但在實際的返鄉途中，他們看到的卻是鄉村倫理道德的破壞和遭受現代文明侵襲的傳統文化的沒落。
作品《高老莊》圍繞在省城當大學教授的主人公高子路和妻子西夏一起回高老莊為父親過三周年的祭日展開論述，小說以子路和西夏的視角重新審視高老莊的民風民俗和人情世故。在現代商業文明的侵襲下，故鄉的高老莊人不但顯露出自私狹隘的小農意識，同時又在利益與權力的誘惑下展開勾心斗角的爭奪。關于故鄉的美好想象不過是子路心中的理想家園和精神寄托，在經歷了城市文化的熏陶后，他對故鄉更有了一種批判審視的目光。
故鄉被城市文明侵襲，精神家園變得荒蕪。于是子路毅然決然撕掉了記載著高老莊方言土語的筆記本，獨自一人走上了返回都市的路程。在小說的結尾，子路在爹的墳前磕了一個頭說：“爹，我恐怕再也不回來了!”由此可見，在子路看來，高老莊已不再是能夠撫慰他心靈創傷的故鄉，也不可能是用來抵抗現代文明的美好家園。子路滿懷希望的尋找，卻最終依舊沒能擺脫失望的情緒。小說以子路的還鄉經歷開始，又以他的無奈逃離而結束，表現出現代知識分子對故鄉逃離與救贖的兩難抉擇。
《懷念狼》里的高子明是城市里的一名記者，在現代都市文明和生活工作的壓力下，他決定重返商州尋找尚存的十五只狼，并實現自己拍照存檔的愿望，由此成為一個引人注意的攝影家，找到存在于荒山野嶺中的鮮活的生命力。然而子明在找到狼后，希望能夠保護狼，為狼創造一個可以生存的家園環境，但當地的村民卻用極其野蠻的方式逼迫曾經的狩狼獵人傅山再次出發消滅幸存的狼，這樣的舉動，證明了人類在與狼的長期相處中，學習的不是狼強悍的生命力，而是狼的貪婪和殘暴。
小說《秦腔》中的夏風，也表現了一個從鄉村出走的知識分子對鄉土文化的失望，同時夏風的經歷也展現出鄉村文化對他的拒絕與排斥。秦腔是深受老一輩農民喜愛的音樂文化，從清風街走出去到省城工作的夏風從小就在秦腔氛圍中長大，但是他卻極端厭惡秦腔，表現出一種對秦腔拒絕的文化姿態。他和熱愛秦腔的演員白雪從自由戀愛到離婚的結局，就體現出他和鄉土文化互相排斥的矛盾。
三、“進城”“返鄉”的困境與反思
賈平凹在20世紀80年代的小說創作，也有對“進城”與“返鄉”的書寫，這種敘寫基本上是為了表現在社會壓力下對鄉村依然留戀的知識分子。在1987年發表的小說《浮躁》中，則從正面講述了作為知識分子的金狗，經歷了“進城一返鄉”的過程。金狗因為報社記者的機會，走進城市，但在權力和金錢的擠壓下，選擇了重新回歸鄉村，并和念念不忘的鄉下姑娘小水喜結連理。金狗的經歷和選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賈平凹對城市與鄉村關系的思考，在他看來，此時的鄉村還是相對美好與純潔的，小水的善良純樸一直吸引著金狗，同時金狗也面臨城市的壓力，農村人的身份得不到城市的認同，盡管他有才華，但并不能融入勾心斗角的官場生活中，因此選擇再次回到鄉村。80年代的賈平凹，抱著觀照傳統的態度，把具有傳統文化積淀的商州作為精神家園。在進入西安后，沉浸于城市物欲的文化之中，他感到了迷茫。
所以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新世紀，賈平凹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到了知識分子以及社會底層。在社會轉型時期，這些人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焦慮感，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方向，處于一種失重狀態，似乎成為了社會的邊緣人。1995年發表的《白夜》，夜郎精神世界的混沌與迷茫，成為他在城市中的阻礙，并使他陷入無法解決的情感困境中，他一直漫無目的地走在黑暗的城市中。而1998年發表的小說《高老莊》描述出知識分子的失望，高子路無法面對自然鄉村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丑惡現象，他離開故鄉的結局，是對鄉村文明救贖的無奈。子路在進城—返鄉一進城的循環中，顯示出一種掙扎與隱痛。
2000年發表的《懷念狼》中的高子明，他在認清了城市文明的本來面目后，毅然選擇返鄉來尋找自我和精神家園，但他最終發現，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也陷入困境，不得已的他又重新進入城市。而在2005年發表的小說《秦腔》中，賈平凹進一步描繪出鄉村文化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所表現出來的衰敗和沒落，作為知識分子的夏風對代表鄉村文化的秦腔的厭惡和拒絕，直到最后沒有參加熱愛秦腔的父親夏天智的葬禮，這預示著鄉土中國的傳統文化將成為一曲被哀悼的挽歌。2007年發表的《高興》，劉高興試圖通過個人努力掙扎地活在現代城市中，但五富死亡的結局，使得他陷入迷茫、痛苦的情感中。小說的主人公始終走不出“進城一返鄉一進城”的圓圈，他們徘徊在城鄉之間，內心充滿了無奈和失落，賈平凹通過他們的經歷表達了自己對中國現代性進程的焦慮和反思。
四、結語
有人曾批評賈平凹不是一個堅定的鄉土文化守望者，“他的姿態是猶豫和不徹底的，內涵也有著矛盾和猶疑，折射出他內在文化態度的迷茫和困頓”。賈平凹表示，現今的狀況他當然無法預料，作為一個書寫鄉村四十多年的作家，他知道它的過去和現在，卻不知道它的將來。賈平凹筆下的鄉土小說，折射出在當下中國“城市一鄉村”的二維空間中，鄉土社會中的進城者與返鄉者徘徊在城鄉之間，他們的存在既不屬于城市、又無法回歸鄉村的真實處境。這種矛盾情緒的抒發，正是賈平凹的焦慮所在。
五、相關結論
賈平凹始終關注著他的故鄉商州和居住城市西安,以商州和西安為文學創作根據地來實現與當代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對話。“知識分子返鄉”敘事是中國知識分子現代性焦慮的產物,是作家在城鄉所代表的傳統與現代間價值抉擇的話語實踐。
賈平凹小說的知識分子返鄉敘事,頗有代表性的呈現了農裔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背景下的城市生存精神困境,在鄉土變遷中呈現的多維度現實感知,由于身份轉換難以融入鄉村的困境以及在返鄉抉擇和行為實踐中進退兩難的精神矛盾。因此,知識分子返鄉敘事是理解賈平凹創作意圖與精神焦慮的關鍵切入點。
首先,本論文分析賈平凹小說中知識分子返鄉的行為動機,根據行為動機的特點,將其分為四種形式,深入探析具有代表意義的行為動機,分別是因追尋鄉土之根而實現游歷式返鄉,因堅持平民立場而實現抗爭式返鄉,因處理人情世故而實現風俗式返鄉,因尋求生命激情而實現自救式返鄉。其次,進一步分析知識分子返鄉的現實感知,流動的時間和變遷的鄉村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后生感悟到商州民族風情的自然與原始,金狗意識到鄉村變革下的艱難沉重,子路、夏風無奈地注視著凋敝衰敗的傳統村落,子明思索著在人與自然的失衡關系的生存困惑。
從歷史的角度看,返鄉知識分子是中國鄉土變遷的見證者與沉思者。然后,知識分子在返鄉中一直處于“回不去”的生存焦慮中,這是源于他們的身份困境,即后致的知識分子身份和先天的農民身份的認同焦慮。知識分子在城市有著自我和他人的身份認同焦慮,依舊是城市里的“鄉下人”,在鄉村卻成為“城里人”;知識分子都有揮不去的農民底色,故鄉如同鏡子,照出他們的不斷掩飾和改造的農民本性;知識分子返回故鄉生活,不同于之前的農民身份,有著“榮歸故里”的生活姿態,在潛意識中形成對整個鄉村社會的“俯視”;故鄉是屬于生存在那里的人們,返鄉知識分子是不被故鄉人認同的“他者”,故鄉早已成為象征性的存在,注定了承接魯迅式的“過客”般的宿命。最后,我們將焦點放在知識分子返鄉的抉擇和行為實踐中,知識分子在城與鄉之間游移不定,證明了知識分子進退失據的尷尬狀態,揭示他們在城鄉均不能安身立命的精神矛盾。
離鄉是返鄉存在的前提,在進城與返鄉的抉擇中,知識分子充滿了精神矛盾,包括歷史理性和人文情感的分裂,理想實現與精神苦悶的困惑,在離鄉情緒與鄉土情結之間掙扎,在生命需求和生存條件的反差之中纏繞不清,因此,知識分子一直處于精神矛盾中而進退兩難,循環往復。賈平凹小說的知識分子返鄉敘事表征著賈平凹以自我生存經驗對古老城鄉對立現實的人文關照,我們深切的感受到作家在返鄉中對精神家園的追逐,但是家園卻永遠在路上,這既有一代農裔知識分子共有的心理特征,也具有個人精神反思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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