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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故鄉》看魯迅小說的民族憂患意識
導語：魯迅一生為中華民族的覺醒而疾呼吶喊，他關心社會低層民眾的生存現狀，其作品以封建制度下舊中國的社會生活為背景，批判地揭露了愚昧陳腐思想對人們精神的束縛與摧殘，具有很高的現實性和民族性，小說《故鄉》就是其中的代表。
從《故鄉》看魯迅小說的民族憂患意識
魯迅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壇上有極大成就的作家之一。他出生在以傳統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舊中國，自幼跟隨鄉村保姆的生活，讓他有機會接近并熟悉農民的困苦處境，更使得日后的從事文學創作中倍加關注受封建舊思想、舊觀念影響最深的農村社會，對廣大農民的生存疾苦傾注了最深切的關懷和最熾熱的同情。魯迅是一個善于把農民問題放在重大社會事變中表現的作家，創作了很多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反映農民深受剝削壓迫和急需革命又缺乏民主主義革命意識間的矛盾，提出一個擺在革命者面前的現實問題：如何把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國農民從混沌中解放出來，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引導他們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因此，在他的作品里總能看到一幕幕“吃人”與“被吃”的人生悲劇，盡現舊中國“大小無數的人肉筵宴”，激發人們起來“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宴、毀壞這廚房”，體現了其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
下面就以《故鄉》為例來看魯迅小說中所表現出的強烈民族憂患精神。
《故鄉》是一篇描寫20世紀20年代辛亥革命前后農民生活和精神現狀的作品，寫于1921年1月，發表于5月的《新青年》雜志，后收入小說集《吶喊》。作品取材于1919年返鄉舉家北遷時與童年時的農民朋友章運水見面的親身經歷。以進步知識青年“我”回故鄉的見聞為線索，透過二十年間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性格的巨大反差，對比出兩個不同時期的生活畫面，同時又將這種差異加以烘托和渲染，反襯出現實故鄉的蕭條和慘敗，揭示了動蕩社會中人們精神面貌的可悲變化及造成這種變化的深刻社會根源。
小說一開始就是兩段景物描寫，營造出彌漫全篇的環境氛圍。家道中落，“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也已經變賣，不得不搬家，于是“嚴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別了二十余年的故鄉”，卻看到“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勾勒出舊中國農村破產后的衰敗景象，讓“我的心不禁悲涼起來”。這與“我”記憶中那個有著“深藍色的天空、金黃的圓月、海邊沙地上的碧綠西瓜”的童年故鄉完全不一樣了。童年故鄉是美麗的，“但要我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言辭了”，或許是兒童純真心靈的直接感受，只因有著“我”和閏土孩提時代難忘的稚趣生活而異常的美麗，深植于心底。作品通過“我”對兒時美好回憶的概述，呈現出一幅童年唯美的意境畫，是作者對真、善、美理想世界無限渴求的自然流露，更是對兒童天性與成年世界認識間矛盾沖突的揭示，體現了魯迅對兒童問題的深切關注。
小說寫“我”回到家里，見到了許多親屬和故人，尤為著重描寫兒時的伙伴、貧苦農民的典型――閏土。相隔二十年后再見閏土，完全變成了另外一種樣子，“先前的紫色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粗又笨而且開裂似樹皮樣”。二十年前的閏土，在“我”的記憶里是一個朝氣蓬勃、生機煥發的“小英雄”，“他見人很害羞，只是不怕我”，“心里有無窮無盡的稀奇事，都是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眼前這突然呈現的外貌變化不僅再現了一個人由稚嫩到衰老的生理過程，而且暗含著一個純樸農民可悲的精神裂變。小說有兩處細節描寫揭示了閏土這個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及這巨大精神變化之后發人深思的社會問題。一是二十年前的“我”與閏土是哥弟相稱，但二十年后的今天，當“我”在與閏土見面后仍舊稱呼他“閏土哥”時，他的表現卻是“臉上現出歡喜和凄涼的神情，動著嘴唇，沒有出聲，態度終于是恭敬起來，分明的叫道：‘老爺’……”。剎那間的神態變化，包含了豐富的內心活動。原本兩個童年摯友幾十年后的重逢，喜悅與興奮不言而喻，本可以盡情釋放的情懷，在此刻嘎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二是寫閏土不但以“老爺”這樣稱呼“我”，而且還讓其子水生也這樣“給老爺磕頭”，對此“我”打了一個寒噤，說不出話來。“我”的母親讓閏土隨便一些，與先前那樣“哥弟相稱”，閏土卻絕對不肯答應，說：“老太太真是，這成什么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現在則不成”。小說正是通過這些樸素無華又細致傳神的描寫，讓讀者清醒地看到封建制度所形成的禮法關系及維系這種禮法關系的封建等級觀念已深深扎根于這個被壓迫、被奴役農民的精神和思想，成為不可動搖、無法改變的生活準則。
小說里寫閏土，并沒有細致地描述他二十年來的辛酸經歷，只有寥寥幾筆，將他前后兩個時期的兩幅肖像和兩種性格展現了出來，讓人物漫長的生活道路和辛酸歷程高度而集中地壓縮在這外部特征和精神面貌的巨大變化之中，如：在“我”搬家剩下的東西中選香爐和燭臺等細節描寫，看起來雖只是些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瑣事，卻正好表明了閏土受封建舊思想侵蝕的程度和無法與自己命運抗爭的悲哀。生長在舊中國的農村，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因循守舊、沒有文化，使得成年閏土對社會現實和個人苦難不能正確地認識，只好將社會的動蕩和苦難困境歸咎于天地鬼神，希望用服從和祭拜的方式來感動“神靈”，寄予“神靈”來改變自己命運的封建宿命思想表現得淋漓盡致。作品寫閏土不僅承認統治階級所規定的最根本的制度，相信階級地位的不可動搖，上下界限的不可逾越，尊卑觀念的不可破壞，而且還依賴于統治階級愚民.政策最得力的工具――鬼神，從一個側面揭示了人物性格和命運發展的主觀必然性，深化了人物的悲劇色彩，讓讀者能更深層次的去理解人物在作品中所體現出的思想內涵。
此外，作者還試圖透過閏土這樣一個普通農民前后二十年的巨變來找到復雜社會變遷及人物悲慘命運的深刻社會根源。閏土的悲劇不是因為他個人有什么過失，也不是因為他比別人特別不幸，和其他農民一樣，他辛苦繁忙地勞作著，誠實安分地生活著，卻仍免不了遭此慘變。閏土他不到四十歲就有了六個孩子，并且“孩子們都會幫忙了”，但全家還仍是“不夠吃”，“種出的東西都折了本”。小時候的閏土戴著銀項圈，童年生活也有著天真活潑的歡樂氣氛。可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的不斷加深，國內階級矛盾日益銳化，軍閥混戰連綿不斷，地主階級加緊剝削，處在社會低層的農民的生活更加貧困，童年那個有生命力的閏土也伴隨著成長的磨難消逝了。所以作品在寫二十年后的閏土時完全沒有了田園牧歌式的輕快筆調，而是換以低沉傷痛的筆觸抒發出自己的憤恨與憂慮。如對四十來歲閏土的景況是這樣描寫的：“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通過對人物環境的客觀分析，得出一個不容置疑的結論：像閏土這樣貧苦農民的悲慘遭遇并非他個人所造成的，而是整個社會對他們的欺壓所致，且這種悲劇命運具有很明顯的普遍性。因此，作者在講述回鄉故事的同時，更多的是在向讀者說明這樣一個道理：在當時社會環境下，解決億萬貧苦農民困苦生活和悲慘命運并不是他們個人自身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乃至整個民族急需解決的首要問題，要想民族獨立、民族解放，就必須先解放被壓迫在最低層的農民階級。
小說最后以“我”在離開故鄉的船上的思考作為全篇的結束。在想起與閏土隔絕般的相見時，“我”希望后輩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直截了當地指出了閏土之前數輩農民的生活境遇不能再這樣一代代的延續下去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廢除舊制度、打破封建枷鎖束縛的革命斗爭迫在眉睫。這種亢奮情緒的大膽流露不正是魯迅強烈民族憂患意識最純粹的表現嗎?他跨越了歷代文人對百姓關注只停留在物質生活層面的思想局限性，選擇了一條從精神層面為苦難百姓探尋解放的新路。尤其是小說結尾那句經典名言：“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力圖喚起像閏土一樣的舊中國低層百姓的覺醒，“號召人們行動起來，從只有荊棘的地方踐踏和開辟出一條路來”。
魯迅就是這樣一個“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在黑暗中前行，在風雨里戰斗的猛士，作品具有強烈的震撼力，是“在高的意義上寫實主義者”。在他看來，“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第一要著就是在于改變他們的精神”。因此，他一生致力于文化批判和社會政治批判，專心于對人的心靈剖析和療救，不僅是《故鄉》，而且還有《祝福》、《社戲》、《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阿Q正傳》等，都不同程度地描寫了舊中國農村破產的慘敗景象，揭露當時的“吃人”社會，痛斥舊思想、舊禮教帶給農民精神上的傷害。正是因為有著對國家、民族和社會強烈的責任感，他選擇東渡求醫、治病救人;正是因為有著對中國社會現狀深刻的思考和大丈夫救國救民的宏圖偉愿，他后來又做出了棄醫從文、拯救靈魂的驚人之舉。在魯迅身上所表現出的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影響和激勵著無數有志于中國革命和解放事業的人們，他是我們民族舊思想斗爭中的一面旗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不愧為“二十世紀最憂患的靈魂”。
內容簡介
《故鄉》全文主要內容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可概括為“回故鄉”，描寫了故鄉的蕭條景象和作者見到故鄉的復雜心情，并交代了“我”回故鄉的目的。
第二部分可概括為“在故鄉”，寫“我”回故鄉的見聞與感受。第二部分又分四層，第一層次（從“第二日清晨”到“收不起錢來”）寫老屋的寂寥，更使“我”沉浸在深深的悲涼之中；還寫與母親商定搬家的事情。第二層次（從“你休息一兩天”到“我得去看看”）寫“我”回憶與少年閏土的友情。在這一層次中，作者首先介紹了當時“我”家與閏土家的情況：“我”家的家境不錯，“我”是一個少爺；閏土家境雖然不算好，但也還算過得去，“頸上套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說明閏土的家境還可以，也可以看出當時帝國主義的勢力還沒有來得及滲透到中國的農村。接著作者寫到自己與閏土相交的幾件事，并且和閏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第三層次（從“母親站起身”到“出去了”）寫作者見到了“圓規”楊二嫂。楊二嫂本來被稱作“豆腐西施”，但現在在作者的眼中，她已經成了一個自私、刻薄、尖酸、愛占小便宜的小市民的代表。“我”從她的外貌、語言、動作等方面刻畫了這樣一個人物。第四層次（從“此后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到“已經一掃而空了”），寫“我”見到了中年閏土。
第三部分可概括為“離故鄉”，寫“我”懷著深深的失望與痛苦的心情離開故鄉，但“我”并不因此消沉、悲觀，而是寄希望于未來和下一代。第三部分又分兩層，第一層次（從“我們的船向前走”到“竟也跑得這樣快”），寫“我”及家人乘船離開故鄉，其中插敘了楊二嫂的細節。第二層次（從“老屋離我愈遠了’’到全文結束），寫“我”坐在船上遠離故鄉時的感受。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故鄉》寫于1921年，描述的是辛亥革命后十年間中國農村的社會現實問題。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后的近百年時間里戰爭的爆發、列強的掠奪侵略、政權的爭奪更替使社會.動蕩不安，人民過著苦不堪言的生活，農村問題更是日益突出。1911年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統治中國千年的君主帝制被推翻，建立共和政體，孫中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辛亥革命取得了短暫的“勝利”，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情并沒有被改變，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農民問題依舊尖銳。由于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1914年袁世凱盜取了辛亥革命勝利的果實，中華民族陷入軍閥動蕩的混亂時期，人民生活在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下。正如《故鄉》中描述的那樣，兵匪官紳重重壓迫、苛刻的賦稅、嚴重的饑荒、冷漠的人心，魯迅先生在文中展現出底層人民生活的心酸與痛苦，也表達出對慘敗的故鄉景象、麻木的故鄉人的悲痛與無奈。
創作契機
《故鄉》的故事原型是1919年12月魯迅從北京回到紹興老家變賣多年的老屋，和母親以及宏兒一起去異地謀生。據知，這次回鄉大約一個月，在這期間，魯迅親耳目睹了中國農村的慘敗景象、農民的凄苦生活、小市民的頹然，尤其是童年玩伴——閏土的悲苦境況，“希望”破滅，內心悲憤、痛苦，有著“藏否不知所云”的復雜心情，由此寫下此文。
主題思想
“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說
《故鄉》發表之后，茅盾（沈雁冰）先生最早從《故鄉》中挖掘出“隔膜說”的思想解讀，他認為這篇小說想要體現的主要核心觀點是“人與人之間的不了解，隔膜”。1982年，安永興先生在文章中認為《故鄉》的主題即是“哀人生之隔膜”。“隔膜”一詞在文章中幾次出現，作者用閏土的前后變化作為紐帶，通過對比突出“我”與閏土之間無法彌合的這層“隔膜”。在“我”的兒時回憶里，閏土與“我”一起玩耍，無話不談，但再次見面后“我只覺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墻，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作者在文中通過對兒時故鄉人與事的回憶，反映出“我”與過去的故鄉之間存在的隔膜。除此之外，作者還通過對水生和宏兒的描寫來襯托這種“隔膜”，也間接從“隔膜”中引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希望”。在文本的尾段，“我”重新審視了與閏土之間的關系--“竟隔絕到這地步”，并期望水生和宏兒不要再像“我倆”一樣疏離起來。這些都表明作者心中對“隔膜”的遺憾抱有希望。在魯迅的同時期小說里，“隔膜”“高墻”等詞匯頻繁出現，體現出作者對人與人平等關系的渴望。
“農村經濟破產”說
在人教版1987年出版的《初中中學語文課本》和《中學語文教學參考書》中提到“《故鄉》描寫了辛亥革命年間農村經濟破產、農民生活貧苦的現實境況，它揭露了當時的社會弊病，表達了作者渴望創造新生活的偉大抱負。”嚴家炎先生曾談到，《故鄉》提出了一個十分關鍵的“農民問題”；林非先生提出“《故鄉》深刻地反映出近代農村生活的破產”；陳涌在書中提到“魯迅表現了近代中國農村的急劇破產”。文章中的閏土是底層農民的一個縮影，文章是這么描寫閏土的日常生活的：“吃不飽”、“收成也很壞”“總要捐幾回錢”、“不太平”、“生意也折了本”，這些充分反映了在當時破產的農村經濟下以“閏土”為代表的農民沒有收入來源，慘遭反動統治的剝削與壓迫。同時，文章在母親與“我”的交談中提到“都苦得他象一個木偶人了”，揭露出辛亥革命時期，底層勞動者飽受經濟壓力與階級壓迫的雙重打擊。閏土二十年來的悲苦遭遇，反映了當時農民生活貧苦的現實境況，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中國農村的真面目。
“精神故鄉的失落”說
《故鄉》描繪的不單單是魯迅現實中的故鄉，深層次指代的是精神上的“故鄉”―—是一種精神寄托。正因為兒時的“我”與閏土之間有過愉快而平等的相處模式，才讓“我”對兒時的“故鄉”充滿依戀與懷念。回憶中的兒時故鄉是自由平等的，是返鄉后的“我”在灰暗現實里為自己留存的一塊心靈凈土，是“我”理想中的“精神故鄉”。二十年后，當我滿懷期待地回到記憶中的“精神故鄉”，迎接“我”的卻是荒涼蕭索的景象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涼薄和隔膜，這使“我”的心靈歸宿徹底幻滅，心中的“精神故鄉”也被無情打破。“魯迅注目的中心不是人們物質生活的困苦，而是精神的痛苦與病態”。王富仁曾在文中提到“現實的‘故鄉’是一個精神分離，喪失了生命活力，喪失了人與人之間溫暖、幸福的情感關系的‘故鄉’。現實故鄉中的‘我’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在現實‘故鄉’里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和精神落腳地，沒有了自己精神的‘故鄉’”，這種失落感使“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故鄉》實質上表達的是“我”理想中的“精神故鄉”在病態的現實面前被侵蝕與喪失。
“反抗絕望的希望”說
《故鄉》講述了一個關于希望的主題。《故鄉》是日本初中語文教材“適應環境而生”單元里的一篇選文，日本教師認為這篇小說的思想內涵是體會文章中的“希望”哲學。文本中《故鄉》所表達的今昔變化與人事變遷，恰恰可以證明希望的二重性，“魯迅通過故鄉的二重性表現了希望的二重性”。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兒時的“故鄉”是“我”對現實故鄉的寄托，“我”渴望人與人之間沒有隔閡，期盼著人們可以不被壓迫、不被精神茶毒。在文章的尾段，“我”想到“宏兒不是正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這里“我”將理想的“希望”寄托給下一代人。此時，“我”對“故鄉”的記憶與過去的現實分離，成為朦朧的畫面--“碧綠的沙地、深藍的天空、金黃的圓月”，兒時與現實重疊，一顆“希望”的種子在我的內心發芽。孫紹振認為“《故鄉》聚焦的是社會人生，人與人的精神溝通。現實的故鄉雖讓人產生憂郁情緒，但回憶的故鄉仍然美麗純潔讓人舒心。未來的故鄉雖希望望是渺茫的，但放在新的生活中是說不清的，因此《故鄉》所寫并不僅是精神故鄉的必然敗落，也表現了作者對新的生活及精神美好境界某種無望的向往。”整篇文章是按照“我”尋找“希望”--“希望”破滅、離開故鄉--在絕望中找到“希望”的發展脈絡敘述的。文章的最后，作者將“希望”比作“路”并堅信“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它表達的不是一種單純的絕望，而且在經歷絕望后的重新振作，它是對于絕望的抗爭，重新燃起對“理想故鄉”的信念。
人物介紹
“我”
“我”是故事的講述者，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因為要交割房產而返回故鄉。在停留故鄉的過程中，“我”見到了兩個故人：楊二嫂與閏土。然而他們跟“我”記憶中的模樣相去甚遠，使“我”感到十分隔膜。最終“我”帶著物是人非的感嘆離開了故鄉。
閏土
閏土是“我”兒時的玩伴，是貧苦農民形象，童年時活潑、善良、真誠，因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統治階層的壓迫，成年后貧困潦倒，麻木、卑微、木訥。閏土這個人物根植于辛亥革命前后，他生活在當時那個社會環境當中。閏土的遭遇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廣大底層農民的遭遇，他們受盡了欺凌，對苦難根源有直覺，希望改變現狀，作者也借此表達了對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強烈控訴。
楊二嫂
楊二嫂年輕時穩重漂亮引人注意，被稱作“豆腐西施“，豆腐店的生意也非常火爆；在“我”回到故鄉時，楊二嫂變得自私刻薄，讓人生厭。楊二嫂這一形象是20世紀20年代城市小市民的代表，她的命運和遭遇，從城鎮小市民的角度揭示了當時社會經濟的衰敗、蕭條和沒落，反映了社會破產的廣泛性，在更深的層面上開掘了《故鄉》的主題。
宏兒
宏兒是“我”的侄子，在全文中著墨不多，但給了灰黑色的故鄉一抹新綠的生機，飽含著魯迅先生對故鄉明天的愿望。宏兒的四次出場表現了魯迅先生的四個愿望：希望故鄉越來越好、希望少年的友誼天長地久、希望再回到故鄉看看、希望故鄉的人回歸真誠友善的人性。
母親
母親是一個著墨不多卻又能讓讀者過目不忘的形象。她擁有體貼入微的母愛、嫻熟的交際技巧，持家教子有方、處事能力突出，在文章中起著串聯情節的作用。
水生
水生是閏土的第五個兒子，沒有見過世面，“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閏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他和宏兒成了快活而真誠的朋友。這種朋友與社會地位和出身無關，它是孩童心連心的真誠友誼。魯迅對水生和宏兒的友情，既憂心忡忡又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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