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小說中的疾病隱喻策略

魯迅小說中的疾病隱喻策略

　　魯迅的小說，所要關照的不僅是生理的疾病，而是作為一種隱喻和形象化的疾病。狂人、瘋子是舊的封建專制文化叛逆者的藝術象征，肺結核患者與革命者構成悖論性關系，身體畸形正是千瘡百孔的病態社會的象征，中醫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捍衛者的形象出現。魯迅疾病意象的設置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很強的典型性和指導性。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魯迅小說中的疾病隱喻策略，歡迎大家閱讀。

　　魯迅小說中的疾病隱喻策略 篇1

　　從有人類社會以來，人們對社會的想象常常與人體官能相關，社會的穩定合理對人們而言就象征著一個健全的肌體，而社會的失范則意味著身體的某一部分生了疾病。而疾病是身體的不正常狀態，是必須被控制或根除的，這是疾病的最直接的隱喻意義。一旦把人類為了應對和超越痛苦、死亡以至生活本身而展開的想象努力都視為多余、額外的鋪墊，所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副純粹的肉身，而這副肉身同時也就宣告了疾病作為一種主體性存在的終結，正是這種形式的主體性終系著諸種關于疾病的隱喻性思維。如此自主自足、純粹生理的人體，同時卻也向我們暗示出這樣一個辯證法：現代人的主體性存在，本身即一種疾病，源自人們所目睹的意識與存在之間的鴻溝，或者說是言與行之問的斷裂;現代主體性最富于創造性而又最根深蒂固的表現方式，則當推尼采所說的“怨恨”。而魯迅對受疾病折磨的個體生命的關注，以及他對疾病的一般象征意義的探索，則成為魯迅寫作的基本出發點。

　　一、魯迅的小說，所要關照的不僅是生理的疾病，而是作為一種隱喻和形象化的疾病。魯迅將醫學的知識滲透到小說創作中，在具有醫學病理學的“癥候”真實的基礎上來描寫人物的心理、性格和行為，從中透射出“意在醫外”的文學主題，寄托和隱喻作者與作品的雙重“所指”。如《狂人日記》“準確入微地寫出了狂人的精神病態，甚至經得起精神病理學者的檢查。”[1](p35)林毓生認為，“用現代醫學中精神分裂癥的精神狀態描寫狂人有系統的幻覺，使故事從表面上看完全是寫實，實際上卻是作者為控訴中國傳統而作的寓意的構思。”

　　除了醫學的專業知識外，魯迅始終還懷有一種醫生的職業精神和治療者心理。魯迅選擇學醫是為“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的疾苦”，后來棄醫從文是源于他對人精神疾病的痛心。“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3](p542)成為他的創作動因。如丁玲說過：“魯迅先生因為要從醫治人類的心靈下手，所以放棄了醫學而從事文學。”[4](p383) 魯迅在回憶自己“棄醫從文”的最初的想法時說：“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5](p416)在這時的魯迅看來，“善于改變精神的”，首推文藝，而魯迅棄醫之后，所要從事的正是文藝，魯迅是想用文藝來開具其獨特的“藥方”以醫治國民精神之“病”。

　　二、魯迅小說的疾病隱喻程式有三種：精神病隱喻著愚昧的民眾與先覺者之間身份角色的顛倒，身心畸形隱喻著千瘡百孔的病態社會，拙劣的醫生和醫術隱喻著傳統秩序的統治者與庸眾之間的荒誕。

　　人們把思想和言論離經叛道的人，很隨意地描述為瘋子。瘋子的病理學意義是指精神失常，它的隱喻意義就是應該被放逐出正常人世界的人，瘋子的話是不可信的，因此正常人就可以剝奪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話語權。這種對疾病隱喻意義的使用會讓那些思想上的先知先覺者不戰而敗，他們話語的內涵被策略性地懸置，操作疾病隱喻意義的人并不與他們所界定的瘋子作正面的思想上的交鋒，而是以“瘋子”的命名來直接剝奪他們話語資格。而一個被輿論看作是瘋子的人，他的`言論和思想也就很難被周圍的人信服。事實上，任何新思想、新觀念的產生幾乎全由瘋狂替這種思想開導先路、打破習慣與迷信的陳規。這就是魯迅塑造“精神病”類型知識分子形象的契機。他認為這些自大的狂人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嫉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

　　《狂人日記》里的狂人、《長明燈》里的瘋子就是舊的封建專制文化叛逆者的藝術象征。狂人能從寫滿仁義道德的歷史中看出“吃人”二字，并且預言“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而瘋子要不顧一切地熄掉吉光屯社廟里象征幾千年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禮教的長明燈。瘋子和狂人都無名無姓、身份不清，更不知他們病從何起、病到哪種程度，顯然作者是有意虛置家庭環境和社會背景，從而昭示他們不過是那個時代不被庸眾所認同的思想先驅者的化身。

　　魯迅在小說中以社會學與醫學的雙重目光，關注和表現人的肢體的畸形存在。九斤老太和楊二嫂的病態的小腳和保守自私的思想行為異形同構，她們的精神和身體共同受到摧殘從而呈現畸形，但可怕的是她們對此甘之若飴，將受虐視為正常并以此規范他人。孔乙己的身體最后被打致殘，不僅僅是個偶然事件，其實是內化在身心之內、對人的精神和身體進行雙重摧殘的封建傳統導致的必然結果，封建傳統必然造成大批帶有病理癥候的身體畸形者。在一定意義上，那些封建傳統的維護者和孔乙己這樣的中毒者，都是“廢物”、殘疾者、不正常者和病人，都存在這樣那樣的社會性與醫學性病癥。孔乙己傷殘后用手支撐身體走路的細節，就是一種“醫學真實”的描繪。

　　封建傳統思想和倫理在人性欲望與壓抑強制上的病態結構和規訓要求，不僅使民眾“中毒”而變得愚弱麻木，成為患病而不自知的“愚弱的國人”，也必然使四銘、高爾礎、七大人此類所謂的維護者而實際上的偽君子變態與畸形，成為自以為正常而其實心理畸形的“病人”。這些人物的身心畸形正是千瘡百孔的病態社會的象征，隱喻著舊的社會制度的崩潰、舊的文化精神的衰落。

　　依據醫學與社會的同構性，魯迅小說中的中醫們也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捍衛者的形象出現的，這些醫生醫術極為低劣。《弟兄》中的白問山，是個連出疹子都看不出來的白癡醫生，《長明燈》中的醫生參與了對瘋子的肉體絞殺。《藥》里的康大叔，真正的身份和職業是劊子手，但卻假冒用“人血饅頭”之類“偏方”給人治病、并且篤定“包好”的民間醫生。他不過是按照歷來的“慣例”行事和“行醫”;卻被病人、病人家屬和“庸眾”構成的環境“公認”為醫生，小說中華老栓一家以及周圍的人們對康大叔的畢恭畢敬、奉若神明、堅信不疑的態度，就是最好的說明。然而，小說用病人華小栓吃藥后的無濟于事和最終死亡的“反諷”性敘事，對康大叔的偽醫生身份及其藥物的效用進行了“證偽”，還原了其劊子手的真實身份及其藥物的荒謬性。而這樣的“偽醫”居然可以胡作非為地行醫，居然被民眾接受和承認，由此可見民眾的愚昧之深，可見近現代中國的悲劇之深重和啟蒙之艱難。

　　三、魯迅疾病意象的選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很強的典型性和指導性，尤其是“精神病態”這一人物塑造方式基于現代醫學影響的創新發展，在五四文學中，產生了某種近于經典意義的示范作用，照亮了社會文化批判的五四疆場，吸引“五四”作家們從“狂人”身上發現了宜于抒發情緒、展現意志的精神“噴火口”與心靈的 “傳聲筒”。這種以“精神病態”出現的人物形象，在“五四”時代的其他小說創作中頻繁誕生，甚至可以說極一時之盛：如孫工的《瘋人》、許欽文的《瘋婦》、署名“KS”者寫了《狂人話》等。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一大批中國作家投入到這個啟蒙的陣營中來，通過選擇結核病、精神病、瘟疫、淋病、懷鄉病、難產、癱瘓等疾病意象來揭示社會歷史的面紗，從而對構成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的話語進行質疑和顛覆，重新為人的生存找到意義。

　　魯迅小說中的疾病隱喻策略 篇2

　　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疾病”是出現頻率很高的意象。就像蘇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所闡釋的那樣，“盡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經是結核病，現在是癌癥)本身喚起的是一種全然古老的恐懼。任何一種被作為神秘之物加以對待并確實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實上不具備傳染性，也會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傳染性。”魯迅的小說世界除了夜、墳、鐵屋子、高墻、荒原等缺少明亮色澤的意象之外，還有疾病意象。這些疾病意象背后有著耐人尋味的文化意蘊和審美指向。本文選取具有代表意義的肺結核、精神病等疾病意象進行分析，進而探尋疾病的現實隱喻功能。

　　父親的病也使他這個長子身心受到巨大的創傷。疾病帶來的痛苦經驗已在心理行為上留下深刻的`痕跡。在《父親的死》中，他不斷地強調“我很愛我的父親”，并對擾亂了父親的死表示內疚，然而文中又有這樣一段描寫：“我有時竟至于電光一閃似的想道：‘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立刻覺得這思想就不該，就是犯了罪；但同時又覺得這思想實在是正當的，我很愛我的父親，便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想。”（《朝花夕拾·父親的死》）魯迅選擇學醫是為“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的疾苦”，后來棄醫從文是源于他對人精神疾病的痛心。

　　魯迅還有過與“狂人”相處的親身經歷。在魯迅1916年的日記中，有過其表兄阮久孫——一位精神病患者來京，并在魯迅的看護和照料下治療的記錄，而且，根據周作人在《魯迅小說里的人物》中關于阮久孫病癥的描述，發現阮久孫的某些瘋狂狀態與《狂人日記》中狂人的某些癥狀極為相似。阮久孫最后被送回家鄉，恢復了健康，而狂人也病愈，“赴某地候補矣”。因而可以推測《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是以阮久孫為模型塑造的。

　　魯迅最終沒有成為醫生，但學醫的背景經歷和醫學知識，卻在成為作家的魯迅的思想和創作中產生了或隱或顯的影響，使他的創作特別是小說敘事中蘊含著作家與醫生的雙重視角和醫學視景，也使作家魯迅成為揭示、診斷和治療國民精神病患的“思想醫生”和“民族醫生”。作為一個對中國歷史和現實具有深刻而清醒認識的“精神界之戰士”，魯迅幾乎是悲劇性地感受到了為民族振興而必須首先進行的思想啟蒙的艱難與復雜，改造國民性的困境與窘境：幾千年的封建政治和思想統治與麻醉，使得廣大民眾成為“醉蝦”式的“庸眾”，中毒太深而不自知，甘于奴才式的昏睡，不但拒絕任何思想啟蒙性的“解毒”與治療，而且將啟蒙者看作敵人與不正常者。

　　魯迅疾病意象的選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很強的典型性和指導性，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一大批中國作家投入到這個啟蒙的陣營中來，通過選擇疾病意象來揭示社會歷史的面紗，從而對構成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的話語進行質疑和顛覆，重新為人的生存找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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