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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經詳解：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
“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這是教育的第二條原則，家教與師教相結合，現代概念是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相結合。下面是下面為大家整理的三字經詳解：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歡迎大家欣賞。
三字經詳解：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 篇1
家庭教育是父母或家中的長輩對子弟的教育，學校教育是老師對學生的教育，這是教育中最重要的兩個方面。兩種教育的背景不同，內容也不一樣，有些話老師說不出口，有些話家長說不出口，所以老師教孩子要孝敬父母，家長教孩子要尊師重道，二者結合起來才能圓滿。
家教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礎的教育，叫做扎根教育，沒有家教的小孩子，即使學校教育再優秀，他一生都不會有大成，因為他沒根。小孩子在三歲以前，是離不開母親的，母親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孩子的活教材，小孩子都在模仿與記憶，這叫母儀、母教。《千字文》里就有“外受傅訓，入奉母儀”的話。“外受傅訓”是在外面要接受老師的教誨，“入奉母儀”就是在家里要向母親學習，以母親的儀表做為自己的行為規范。父母自己不自尊、不嚴格要求自己，你的小孩子將向你學習什么呢?
根據古制，母親懷孕作胎以后就要開始對胎兒進行胎教，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要認為，胎兒時期小孩子的感官在發育階段，還沒有感知功能。你怎么知道胎兒沒有感知能力?你怎么知道胎兒感知不到外界信號呢?現代科學研究證明，三個月的胎兒就開始有聽覺了，也就是從三個月開始就可以用聲音進行胎教了。聽神經元的發育在零歲到三歲時完成百分之六十到八十，三歲以內的兒童聽音樂，只要聽一遍終生都不會忘。父母想培養小孩子為音樂家的，一定要趁早。
胎教的總原則就是一個正字，時時按“正”的原則去做就可以了。無論是行住坐臥、舉止言談都不能離開正字，站著不能歪，躺著不能歪，坐著不能歪。你外面有正，胎位才能正，小孩子的內心才能正，將來這個小孩子才能正，這是胎教的關鍵也是教育的關鍵。
什么是正呢?正字的下面是止，上面是一，止于一就是正。一切專一、合一才有正。這是教育的'準則，如果只生養子女而不負責教育，這是父母的過失。人多生幾個孩子容易，但是個個都教育好，是非常困難的。父母要是怕麻煩就考慮好，少生幾個孩子，這樣既對孩子負責，也對人類負責。尤其是現代的母親，自己都有工作，教育子女既沒時間也沒耐心，干脆出錢請家教最省事。母儀母教必須自己來，外人代替不了。現在辛苦三年，將來你能省心一輩子，算算賬看看哪頭劃算?所以在教育問題上母親想大撒把是絕對不行的，女強人可以緩一緩再當，先考慮小孩子的教育，這是他一輩子的大事，將來他還會有后代，這個因果關系可絕不是一兩代人的事。
如果師教有問題、老師教育的方法不對，那是老師的失職，同樣是大問題。傳統教育的師道，老師是絕對的犧牲者，一輩子辦教育默默無聞，視年長的學生為弟、年幼的為子。弟子們的地位再高，回來看老師也一定行大禮，感謝老師的大恩。現在搞教育的都是走投無路，迫不得已，用錢鐘書的話說，“這個人不是死了，就是教書去了”。
傳統教育中的師，分為“經師”與“人師”兩類，傳道、教學生做人的是“人師”，授業、解惑的是“經師”，兩類老師的職責不同，家長一定要區分清楚。
家教和師教都有了，但父母和老師教什么?這在傳統教育和現代教育中是截然不同的。傳統教育的第一步是幫助學生化性子，有的孩子生下來就擰種一個，脾氣大得很，非得依著他的性子不可。如果父母不幫助他化性，今后這個孩子的命就很難立起來。上學以后，老師如果不能幫助學生化性、立命，就是誤人子弟。當老師的必須詳細考察學生的天命、宿命與陰命，按學生命的大小來教育他，才算盡了師道。
人的命如車輪，性如車軸，性子不正，命輪一定會跑偏，所以韓愈才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傳道就是幫助學生化性立命，教他做人之道，比較起來老師的作用比父母還重要。為師者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就很可能誤人子弟，好材料也被你毀了，古人嘆曰：“我眼本明，因師故瞎”不正是對那些濫竽充數的“瞎師”的控訴嗎?
三字經詳解：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 篇2
這些年，有一種現象不說普遍，也非個別：只要學生出了“問題”，不是老師埋怨家長，就是家長埋怨老師。要是出了“問題學生”，這種相互埋怨還會升級。自身查找原因的，好像少之又少。就拿學生出現學習問題來說，本來就是教學常態，可誰也不愿“扛”。于是，老師“請”來家長，要求還得死“盯”。此時，家長已經無語：作業已悉數簽字，卷子經當面改過，全家已“戒”掉電視，孩子已校外有班兒……本來雙方的共同追求，卻變成了雙方的共同糾結。
分析其中原因，說復雜也復雜，說簡單也簡單。就拿《三字經》這蒙學讀物來說，“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半文半白的短短兩句話，每句六個字，就“點”到了兩類教育的要害之處，既淺顯易懂，更精辟深刻。作為兩條古老的教育“原理”，確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有人說，“養不教，父之過”和“教不嚴，師之惰”，不僅揭示了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一些基本規律，還建構了彼此之間的內在聯系。這種“學術”評價是高是低，尚可百家爭鳴。然而，它能夠成為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共識，并且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地傳承下來，已經足以體現這兩條古老教育“原理”的現實意義，確實值得深思和研究。
“養不教，父之過”講的是家庭教育缺失，問題在于家長。這是經過長期實踐的傳統判斷。現實雖也如此，但現實又很不同，因為“養不教”的現象已經成為歷史。尤其是進入“獨生子女時代”以來，家長對子女教育可謂重視到了極限。有人做過調查，絕大多數家長認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絕大多數家庭期待“知識可以改變命運”。你想，有誰還會犯“養不教”的低級錯誤，又有誰還愿背“父之過”的社會罵名呢？
越不是問題的問題，往往偏要出現問題。家庭教育同樣也陷入了這樣的“怪圈”。時下，家庭教育的越位、錯位和缺位現象，似乎隨處可見。所謂“越位”，是指父母本來不該“教”的，卻拼命“教”；所謂“缺位”，是指父母本來應該“教”的，卻沒有“教”；所謂“錯位”，是指孩子本來可以做的，父母偏要代替。如果說，這些問題是因為“養不教”，真是冤枉了他們。可是，由此而導致的“父之過”，眼睜睜又明擺在那里。只要稍加分析，不難得出結論，那就是誤讀的“教”而導致了“過”。現在，讓學前的孩子學小學的知識，讓小學的孩子學初中的知識，已經見怪不怪。一門心思“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可回過頭來一看，連起跑線到底在哪都不知道。世上確有“天才”兒童，但絕對是個例。相反，超前學習之后的超前逆反，似乎絕對不是個例。如此“越位”，就屬于揠苗助長。可惜連孩子都熟知的寓言，父母卻沒有參透所“寓”之“言”。再說，家庭教育需要“教”的東西本來很多很多，諸如生活習慣、學習心理、是非判斷、處事原則等，都是關乎一生的素質，必須“教”而“養”之。特別是學前和小學，更要讓它在孩子心里扎下根兒。可是，父母“教”的熱點沒在這里，自然造成“缺位”。等到孩子大了，哪兒不是哪兒了，即便還能亡羊補牢，哪如那時一步到位？其實，孩子天生就愿意模仿，你擇菜他也要擇，你洗碗他也要洗，不讓干就跟你“鬧”；孩子從小就喜歡創造，用彩筆瞎涂亂畫，拿積木瞎擺亂搭，完了事還能給你講得天花亂墜。可是，父母總嫌孩子“做”得不好，總要代替他們求得“完美”。殊不知這種“越位”，使孩子多了依賴，少了獨立。最可怕的是，他們此時“少”的“獨立”，正是“獨立思考”，而這些一點一滴的“獨立思考”，恰恰是想象和創造的原動力。
現實生活中，家庭教育的越位、缺位和錯位，還常常“混搭”，負面作用尤甚。就說孩子的注意力和責任心，一直令人頭疼。誰都知道，這是“情商”的兩個關鍵要素。它們對于孩子能否獲得成功至關重要。可是，家庭教育的越位、缺位和錯位，在這里同時“發力”，使問題更為復雜。難怪有人說是此題“無解”。當然，這只是戲謔之言。其實，原本孩子無論“做”什么，起初都能聚精會神。這是先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然。所以，誰也不該打擾他們。說白了，他不找你，你別“招”他。原因很簡單，這是“注意力”的自我訓練和“責任心”的自我積累，甚至還有“想象力”的自我開發。但是，咱們經常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父母為了“找樂兒”，享受“好玩兒”，總是想方設法“招”他。不管你怎樣解釋，反正“注意力”非常集中的情境、“責任心”正在形成的環境、“想象力”非常活躍的意境，都被你破壞了。其樂融融的背后，孩子的先天優勢不知不覺被不良習慣所替換。入學以后，因為孩子“上課坐不住”“學習不認真”，老師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你“溝通”的時候，你能不鬧心嗎？顯然，由于家庭教育的越位、缺位和錯位造成的“父之過”，有時還要甚于“子不教”的后果。
“教不嚴，師之惰”講的是學校教育缺失，問題在于教師。但是，原意是“嚴格”的“嚴”，不知何時開始被“異化”了，變成了“嚴厲”的“嚴”，于是出現了體罰，諸如罰站、罰寫，甚至打手板兒等。大概這正是咱們反復強調杜絕體罰現象、尊重學生人格的原因吧。即使如此，“嚴厲”也未根除，變相體罰一直深為社會詬病，乃至被媒體冠以“冷暴力”。反正不管什么理由，這里的“嚴”也絕非嚴厲之意。如果結合現代教育，這里的“嚴”，倒應該賦予一個新的詮釋：“嚴格”要求同時，還要“嚴謹”實施。說白了，“教不嚴”可能還有學校教育的實施過程不夠嚴謹之意，而且究其原因也屬“師之惰”。只是這種“惰”性，不僅限于工作層面，還應包括精神層面，比如自覺的學習態度、積極的進取意識和主動的創新思考等，因為它確實直接影響著學校教育的思想和觀念、過程和方法。
當今，精神層面的惰性真不可低估。尤其是只記“結果”，不記“過程”，可能更不記“后果”的應試教育，仍然還有“市場”，這種惰性就更容易形成慣性。就拿自覺的學習態度來說，一旦惰性形成慣性，那么培養目標就可能出現偏差，教育規律就可能很難遵循，先進成果就可能無法推廣。其實，在現實中這種“惰”性并非沒有滋生，只是環境不同，程度各異而已。對此，大家也不是沒有察覺，而且有人還在思考。無論是關注，還是漠視；無論是反感，還是理解，反正存疑多多。所以，切實把引導教師自覺學習作為師資隊伍建設的關鍵環節，學校教育的改革舉措應該是對這一教育“原理”的發展。
引導教師自覺學習的內容很多，目前主要是國家政策、先進理論、成功經驗。但是，由于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這三個方面的學習情況確實有冷有熱。比如，學習先進理論，總體來看態度還算“自覺”。當然，不能排除“任務”驅動，做課題、寫論文就離不開理論支撐，而且網上也好找，拿來也好用，給學習帶來了極大的方便。所以，就是不大“自覺”的，也總能找點兒、看點兒，甚至抄點兒。不管是國內的、國外的、傳統的、現代的。是不是屬于急用先學，能不能做到立竿見影，反正“鋸動就掉末兒”。可是，學習成功經驗的態度，“自覺”程度就相對少些，有時一種觀點還會形成一定干擾。比如，“別人的畢竟不是自己的，再說自己的也順手了”，“你說他成功，咱也沒失敗”。就這樣，本校、本區的研究、實驗、總結、獲獎的成果，也很難學習“起來”，還是大家各干各的。盡管這種極端現象并不多，但也不容忽視。成功經驗屬于教育改革的稀缺資源，應該在自覺學習中充分利用，在積極實踐中不斷完善。至于學習國家政策，真能“自覺”的，可能未必很多。有人曾經說過，政策講的是大事兒，老師做的是小事兒，教學還忙不完了，哪還顧得上政策。這絕對是一種認知誤區。其實，無論咱們的哪項工作，都涉及培養什么人和怎樣培養人的問題，這些問題又必須在國家政策的框架內實施。如果不知道教育方針，不理解改革策略，不了解法律法規，不掌握工作原則，就很可能因此而偏離正確的方向，失去質量保證。推進素質教育之所以如此艱難，不是沒有這個因素。所以，學校教育應該把教師自覺學習國家政策作為當務之急，避免由于這個方面的“師之惰”而導致“教不嚴”的后果。
此外，“養不教，父之過”和“教不嚴，師之惰”這兩條古老的教育“原理”，還定位了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彼此聯系：既不可替代，又密切相關。特別是兩條教育“原理”的前后排列，在一定意義上，早已明示眾人：家庭教育先于學校教育，而且重于學校教育。尤其基礎教育階段，大概都有切身體會。應該說，這個觀點與現代教育思想高度吻合。當然，咱們也不能因此而推卸學校的責任。盡管學校教育不能代替家庭教育，但也不能遠離家庭教育。鑒于二者之間內在的一致性和協調性，學校很有必要對家庭教育進行及時的指導和幫助，甚至是面對面、手把手的指導和幫助，這樣才從源頭杜絕家庭教育的越位、缺位和錯位。所以，咱們在保證自己的學校教育不失嚴格要求、盡力嚴謹操作的同時，一定要把學校和班這兩級家長委員會和家長學校，作為這種指導和幫助家庭教育的重要平臺，組織學習、交流，促進協同、合作。誰讓咱們總比這些“第一任教師”要“專業”得多呢？
自從《三字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兒童道德教育讀物”之后，越來越火了。但是，過去它不只是一部私塾先生的“教材”，今天也不只是一部親子閱讀的讀本。能夠成為咱們的珍貴遺產，是因為它確實蘊含著厚重的教育智慧。這些智慧不僅巧妙地傳遞了豐富的知識和良好的品行，更深刻地闡發了如何引導孩子成人、成才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咱們老師和家長共同組成的為人師者的群體，很有必要思考和理解它在現代教育中的重要價值，“誨人不倦”的同時實現“教學相長”，“古為今用”的同時不斷“推陳出新”。
【拓展資料】
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
【解釋】僅僅是供養兒女吃穿，而不好好教育，是父母的過錯。只是教育，但不嚴格要求就是做老師的懶惰了。
【啟示】養育子女，不僅僅是養，還有育。除了給子女吃穿，還要注意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嚴父出孝子,慈母多敗兒。嚴師出高徒。父母和老師要對孩子嚴格要求。
【注釋】
養：生養。
過：過錯。
師：老師。
惰：懶惰，這里指失職。
【故事】以前有個強盜很狡猾，他做了許許多多的壞事，卻沒有被衙門抓到。終于，有一天他被捕快抓到了，被判了死罪。在處死之前，縣太爺問他還有什么話要說。強盜要求見他娘最后一面。縣太爺滿足了他的要求。當他們母子相見時，母親抱著強盜大哭。誰知這時強盜一把推開他娘，問道：“娘，以前你怎么不好好管教我，害我現在...連后悔都來不及。”估計這個母親會痛苦一輩子。
關于《三字經》的作者
原典作者
像關于《三字經》的成書年代和作者歷代說法不一，但是大多數學者的意見傾向于“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經》，以課家塾”。王應麟（1223—1296），南宋官員、學者。字伯厚，號深寧居士，又號厚齋。慶元府鄞縣（今浙江鄞縣）人。理宗淳祐元年進士，寶祐四年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官太常寺主簿、通判臺州，召為秘節監、權中書舍人，知徽州、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等職。其為人正直敢言，屢次冒犯權臣丁大全、賈似道而遭罷斥，后辭官回鄉，專意著述二十年。為學宗朱熹，涉獵經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長于考證。一生著述頗富，計有二十余種、六百多卷，相傳《三字經》為其所著。王應麟晚年教育本族子弟讀書的時候，編寫了一本融會經史子集的三字歌訣，據傳就是《三字經》。
關于《三字經》的作者及成書時間，還有其他說法。
一說是宋代人區適子。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卷十一中記載：“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順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認為廣東順德人區適子才是《三字經》的真正作者。
一說是明代人黎貞。清代邵晉涵詩：“讀得貞黎三字訓”，自注：“《三字經》，南海黎貞撰。”即以為明代黎貞撰。
吳蒙校點《三字經》時，結合《三字經》中提到《四書》以及鼓勵仕進等的內容，指出該書“似當作成于元延祐年恢復科舉，規定考試程式中《四書》用朱氏集注之后”。同時又提及南宋陳淳用三字句寫成的《啟蒙初誦》疑似為《三字經》的先河，指出《三字經》從雛形到更定，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
學者張如安根據南宋慈溪人桂氏《家訓》中的相關記載認為，《三字經》應成書于南宋紹熙（1190年-1194年）至嘉定，其時代要早于王應麟（1223年-1296年）和區適子。而寧波是目前已知的《三字經》最早流傳的地區。
增改作者
原典內容之外，后經章太炎等人多次增改，故三字經內容在“敘史”部分，也已包含元、明、清、民國時期。各版本題名也有差異，例如“三字經注解備要”、“重訂三字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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