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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詩經》的當代價值
《詩經》是中華文化的元典，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全人類重要的文化遺產。以下是小編分享的《詩經》的當代價值，歡迎大家閱讀!
論《詩經》的當代價值
如今，《詩經》已在世界上數十個國家被翻譯、研究和學習。在許多的國家的世界文學史教科書上都有評價它的章節，“詩經學”是世界漢學的熱點，幾乎每個國家的孔子學院里都開設了專門的《詩經》課程。這更加證明了其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那么《詩經》的價值究竟體現在何處?它又對當代社會有什么意義呢?
一、文學價值
《詩經》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光輝起點。由于其內容豐富、思想和藝術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國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開創了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對后世文學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詩經》首先在詩歌體裁形式上創立了中國詩歌史上的新體式——四言體。
在《詩經》之前，詩歌雖說已誕生，但尚無自己固定的體式，且還流于口頭形式，一般以二言為主。到《詩經》時，詩歌才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體式，即四言體。所謂”四言體”并不是絕對的，間或雜有一言直至八言的各種句式，但雜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也就是說，中國真正意義上詩歌發軔于《詩經》。后代的五、七言詩等正是在《詩經》四言詩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另外《詩經》在詩歌的押韻形式與韻部等方面，也為后世詩歌提供了范式與典型。其在聲調方面有雙聲疊韻、疊字連綿詞、復句，有頂真、排比之變化。押韻上有的句句押韻，有的隔句押韻，有的一韻到底，有的中途轉韻，現代詩歌的用韻規律在《詩經》中幾乎都已經具備了。
同時能體現《詩經》文學價值的，是它的藝術表現手法，《周禮·春官·大師》云：“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其中，風、雅、頌，是指體例分類來說的;賦、比、興，是就表現手法而言。其中最典型、運用最廣泛的是比興手法，這是當時那個時代的作者們對詩歌藝術的一種藝術創造。從此，比興這種藝術手法開始流行與后世詩歌創作中。
二、史學價值
程俊英先生在其《詩經釋注》的序言中說到：“《詩經》大體上反映了周代的社會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讀它就好像讀了一部從后稷到春秋中葉的發展史。”確實如此，《詩經》的內容幾乎包括了社會的全部方面——政治、經濟、軍事、民俗、文化、文學、藝術等。
其中有些詩，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等，記載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紂，是周部族起源、發展和立國的歷史敘事詩;有些詩，如《魏風·碩鼠》、《魏風·伐檀》等，以冷嘲熱諷的筆調形象地揭示出奴隸主貪婪成性、不勞而獲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聲和對理想生活的向往，顯示了奴隸制崩潰時期奴隸們的覺醒;有些詩，如《小雅·何草不黃》、《豳風·東山》、《小雅·采薇》等寫征夫思家戀土和對戰爭的哀怨;《王風·君子于役》、《衛風·伯兮》等表現了思婦對征人的懷念。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時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戰爭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痛苦和災難。另外，一些詩還反映了當時貴族的生活，如《鹿鳴》、《伐木》等。這些都是歷史學家寶貴的史料，從這些具有史詩性質的詩篇中，我們能了解到周代農業的發展、天象歷法、建筑工藝、社會家庭生活、婚姻愛情狀況、禮樂制度、祭祀殉葬制度、風俗習慣、民族的遷徙與定居、戰爭、人物及一些地名和動植物名等一系列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內容。
三、教育價值
《詩經》是中國古代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具有重要的教育價值。“詩言志”，“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草木鳥獸之名。”(《論語·陽貨》)，“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詩》一開始就是先王之教、王者之學的基礎，在道德倫理、政事外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詩經》更是成為年輕一代了解世情、明辨事非、陶冶性情的基本途徑，成為中國傳統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溫柔敦厚詩教也”(《禮記·經解》)，其教化作用遠勝于后來的唐詩、宋詞、元曲等文學作品。
孔子十分重視《詩經》，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兒子訓誡要學《詩》。他對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他對伯魚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論語·陽貨》)。他自己對《詩經》的總體評價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
《毛詩序》對《詩經》的教化作用作了更進一步明確的論述，謂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詩經》是禮樂教育的重要基礎。在周代《詩》和“樂”不分，據《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事實上詩一產生就和音樂分不開，詩歌的稱謂一直沿用至今。《詩經》最初都是演奏的歌詩，是周代禮樂的量要內容。可以說《詩經》的產生是因“樂”而起，而“樂”的運用，又由“禮”所規定，所以《詩經》在本質上是“禮樂”的外在具象。孔子曾說過“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總之，《詩經》對倫理道德進行了深刻的闡述，強調以仁義為本，以德勸人，以詩歌作為道德教育的載體，并且寓教于詩、寓教于樂，可以使人在輕松愉悅中潛移默化地達到受教育的目的。正如王安石在《國風解》中所言：“序善惡以示萬世”。
四、社會價值
《詩經》作為中華文化的“元典”，蘊含著豐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對于我們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我們要建設的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人及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些要素在《詩經》中其實都可以找得到。
在當今物欲橫流的社會，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的背后，隱藏著許多消極的因素：自私和冷漠、親情友情缺失、道德淪喪、誠信危機、心理變態、缺乏理想信念、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等等，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德育的不到位。其實很多為人處事的道理和禮儀方法我們都能從傳統文化中找的到。《詩經》作為“五經”之首，毫無疑問應該是我們重點學習的內容之一。像《國風》中有許多描寫倫理親情和愛國主義情感的詩篇，處處充溢著中華民族的博愛精神;另外也有相當一部分政治批評和道德批評的詩，這些詩較多反映了社會中下層民眾對上層統治者剝削的不滿，對戰爭的控訴，它們對統治者施政進行了警醒，這對今天的民生建設也有借鑒作用。《雅》中許多詩表現了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強烈的時代感和社會責任感。《頌》詩中有著許多禮儀規范和宗法制度方面的內容。這些都具有原創性的意義和價值，相信它對于當今社會的道德頑疾必定是一味良藥。而這也符合我國現階段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倡導社會主義榮辱觀，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要求。
《詩經》中還呈現了天人和諧的思想。儒家的學術追求是在不斷發展的世界中尋找個體之間、人類與外界的和諧與平衡，這種和諧與平衡關系著人的幸福與自由。《詩經》是在中國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形成的，農業社會人們效法大自然和諧的節奏秩序，塑造了天人合一，敬天畏命的農業文化心態。如“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這種心態追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融洽關系，這在《詩經》中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證。這與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主題也不謀而合，或許我們如今追求可持續發展，建設和諧社會最初就來源于這種思想。
《詩經》中肯定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從《詩經》中某些詩篇可以看出人的意識在覺醒，并意識到生命的意義和主體的存在以及對人本身的價值的認識與肯定。《曹風·蜉蝣》、《秦風·黃鳥》就是典型的代表。我們提倡科學發展觀，尊重主體，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展現個體的智慧和力量，發揚人的主觀能動性，正是以人為本精神的生動體現。
五、結論
《詩經》這部文化經典，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積淀，它隨著時代的發展愈加光彩奪目。它就是一座民族文化精神的寶庫，尤其其中蘊含的人文精神更是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其價值不是一篇文章能概括的了的。這就需要我們認真地去解讀、去發掘，以求為當代甚至是未來社會提供更多有意義有價值的思想。
拓展閱讀：淺談《詩經》愛情意象的審美價值
意象是中國古代詩學的核心范疇。《詩經》中出現的愛情意象，一方面營造了惝恍迷離的意境和溫情脈脈的愛情氛圍;另一方面，這些愛情意象也展示了可貴的自然美和人性美。
《詩經》記錄了西周初至春秋中期人們的生產生活狀況和社會風貌，是我們華夏民族文化藝術與人文精神的盛大寶典。作為一個詩歌的舞臺，《詩經》承載了極其壯闊的文化景觀，展示了幾千年前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和中華民族的精神活動。其中出現了大量的愛情意象，這些愛情意象具有獨特的審美功能，在中國文化的發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一、《詩經》愛情詩的文學地位
愛情是人類永恒的主題，古今相通，它訴說著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詩經》305篇中以戀愛婚姻為題材的約有七十余首，占了很大的比重。不僅如此，《詩經》中的愛情詩還很有特色，在文學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詩經》開辟了愛情詩的先河。《詩經》的第一篇是《周南·關雎》，這也是我國最早的情歌之一。已成為青年男女表達愛情的名篇佳句。這首古老的愛情詩，反映了當時青年男女對美好婚姻的追求。“關雎”成為美好的愛情頌歌，整首詩歌意蘊風趣，言辭優美，情感熱烈。繼《詩經》之后，漢樂府、南北朝民歌中，愛情詩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南朝樂府干脆全是情歌。在繼承《詩經》質樸、率真傳統的基礎上，樂府民歌豐富擴大了愛情詩的表現領域。
其次，《詩經》的愛情詩具有很強的故事性。例如：《邶風·靜女》，第一章寫一男子去到城樓和一個性情嫻靜容貌美麗的姑娘相會;第二章寫他們見面后的親切融洽;第三章寫姑娘向男方贈送禮物，男方卻如獲珍寶。這些情節都非常充滿故事性。《鄭風·溱洧》寫鄭國上巳節青年男女踏青修禊的盛況與歡樂。詩中的姑娘禁不住春日的誘惑，主動邀請意中人去河邊吹風賞景，多情的青年男女盡情地嬉戲，最后以芍藥表達心意。整個故事完整而生動。這些愛情故事生動有趣，讀后令人回味無窮。
另外，《詩經》在描寫熱戀中青年男女的心理活動時十分傳神。如《陳風·月出》，把男女雙方月下相思，既尷尬又歡喜的心理寫得很逼真傳神;在《鄭風·子衿》中：“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小伙子是如此的被姑娘牽掛著，一日的暫時離別就像是隔了三個月一樣漫長。
二、《詩經》的愛情意象演繹了別拘一格的情感
在《詩經》中所描寫愛情詩，大都采用樸素平凡的自然物來作為愛情的意象。一花一草，一個景象，一個信物，雖然簡單渺小，卻是男女之間的情竇初開的真情傳達。這些樸素愛情意象的應用，不但使詩歌表現更加生動有趣，同時也展示了《詩經》別具一格的詩情畫意。
1.鴛鴦戲水、溫情脈脈
鴛鴦戲水是愛情的象征。古文化中以鴛鴦作為愛情意象的作品有很多，但最早的應首推《詩經》。《詩經》的第一篇《周南·關睢》就出現了鴛鴦的意象，“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者采用鴛鴦的意象，顯得溫情脈脈。《詩經》中用鴛鴦作為愛情意象還有《小雅·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這里是用鴛鴦作為愛情的祝愿。鴛鴦意象的產生，為文學作品表現愛情故事增添了活力。
2.楊柳依依、情絲悠長
楊柳傳情在文學作品中也很常見，楊柳的意象也最早在《詩經》中出現。《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詩經里一個著名的句子。意思是：過去我離開的時候，楊柳隨輕風飄拂，像是依依不舍，而今日我又來到這里，這里雪花飄零，淫雨霏霏。出門時是春天，楊樹柳樹依依飄揚，而回來時已經是雨雪交加的冬天。這里通過昔盛今衰對比，強調突出眼前的悲涼。這楊柳的意象，把一個出門在外的旅人思念愛人的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
3.水波漫漫、情意無限
《詩經》愛情詩中有很多水的意象。男女約會、情人提婚選擇的地點總是在河邊，甚至遭受愛人遺棄時也描寫到河水，水就是愛情的見證，如淇水、溱水、洧水和揚之水等。《蒹葭》描寫的一個癡情人在戀愛中的心理和感受，利用漫漫之水這一意象，使尋找心上人的路途變得艱難又漫長。《鄭風·溱洧》寫男女戀情，也是先以水起興。《詩經》中這些水意象的大量運用，與抒情主人公的愛恨情怨融為一體，折射出了當時男女青年的內心情感。
4.芍藥芬芳、春心蕩漾
《詩經》中的芍藥也是愛情意象的代表。《鄭風·溱洧》這首詩寫的是士女們三月上巳，在水邊修禊時的戲謔場景。“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這是農歷的三月間，溱河和洧河迎來了桃花汛，春水渙渙。人們按捺不住內心的興奮，奔向河邊，愛情和喜悅之情一起在心靈里瘋。
詩經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我國詩歌的優良傳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詩人，我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詩經》雖有少數敘事的史詩，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衛風·氓》這類偏于敘述的詩篇，其敘事也是為抒情服務的，而不能簡單地稱為敘事詩。《詩經》可以說主要是一部抒情詩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產生了如此眾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詩篇，是世界各國文學中罕見的。從《詩經》開始，就顯示出我國抒情詩特別發達的民族文學特色。從此以后，我國詩歌沿著《詩經》開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進，抒情詩成為我國詩歌的主要形式。
《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后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了后世詩人的創作。
《詩經》中以個人為主體的抒情發憤之作，為屈原所繼承。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史記·屈原列傳》）《離騷》及《九章》中憂憤深廣的作品，兼具了國風、二雅的傳統。漢樂府詩緣事而發的特點，建安詩人的慷慨之音，都是這種精神的直接繼承。后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陳子昂感嘆齊梁間風雅不作（《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詩歌革新主張，就是要以風雅廣泛深刻的現實性和嚴肅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質樸自然、剛健明朗的創作風格，來矯正詩壇長期流行的頹靡風氣。不僅陳子昂，唐代的許多優秀詩人，都繼承了風雅的優良傳統。李白慨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古風》其一）；杜甫更是別裁偽體親風雅（《戲為六絕句》其六），杜詩以其題材的廣泛和反映社會現實的深刻而被稱為詩史；白居易稱張籍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實際上白居易和新樂府諸家，所表現出的注重現實生活、干預政治的旨趣和關心人民疾苦的傾向，都是風雅精神的體現。而且這種精神在唐以后的詩歌創作中，從宋陸游到清末黃遵憲，也代不乏人。
如果說，風雅在思想內容上被后世詩人立為準的，比興則在藝術表現手法上為后代作家提供了學習的典范。《詩經》所創立的比興手法，經過后世發展，成了我國古代詩歌獨有的民族文化傳統。《詩經》中僅作為詩歌起頭協調音韻，喚起情緒的興，在后代詩歌中仍有表現。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義的興，更為后代詩人所廣泛繼承，比興就成了一個固定的詞，用來指詩歌的形象思維，或有所寄托的藝術表現形式。《詩經》中觸物動情，運用形象思維的比興，塑造鮮明的藝術形象，構成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對我國詩歌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后世詩歌中的興象、意境等，對我國詩歌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后世詩歌中的興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詩經》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興句起頭的很多。漢樂府民歌、古詩十九首，以及魏晉時期許多文人的創作中，都不乏其例，這明顯是對《詩經》起興手法的繼承。而興句和所詠之辭融為一體，構成詩的意境，則是《詩經》比興發展的更高階段。
《詩經》于比興時有寄托，屈原在《楚辭》中，極大地發展了《詩經》比興寄托的表現手法。同時，《詩經》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興，在《詩經》被經學化后，往往被加以穿鑿附會，作為政治說教的工具。因此，有時比興和風雅一樣，被用來作為提倡詩歌現實性、思想性的標的。而許多詩人，也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寫了許多寓有興寄的作品。比興的運用，形成了我國古代詩歌含蓄蘊藉、韻味無窮的藝術特點。
《詩經》對我國后世詩歌體裁結構、語言藝術等方面，也有深廣的影響。曹操、嵇康、陶淵明等人的四言詩創作直接繼承《詩經》的四言句式。《詩經》其他各種句式當時只是單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時，后世箴、銘、誦、贊等文體的四方言句和辭賦、駢文以四六句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詩經》。總之，《詩經》牢籠千載，衣被后世，不愧為中國古代詩歌的光輝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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