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務實治福州

曾鞏務實治福州

　　曾鞏(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漢族，建昌軍南豐(今江西省南豐縣)人，后居臨川，北宋散文家、史學家、政治家。

　　曾鞏務實治福州

　　曾鞏(1019―1083)，字子固，北宋建昌軍州南豐(今江西南豐)人，世稱“南豐先生”。其祖父曾致堯，進士，曾任戶部郎中(相當于財政部司級干部)，擅長寫散文;父親曾易占也是進士，曾任太常博士(相當于民族宗教局處級干部)。宋仁宗嘉二年(1057年)，39歲的曾鞏和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妹夫王咎，被主考官歐陽修錄取為進士。

　　曾鞏是宋代新古文運動的中堅，散文成就很高。在文學創作方面，他遠學韓愈，又師承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宋代以來，許多人將其作品奉為典范，因此與韓愈、柳宗元、蘇洵、蘇軾、蘇轍、歐陽修、王安石并稱為“唐宋八大家”。然而，縱觀曾鞏一生經歷，他不但是一位文學家，更是一位能臣、實干家。

　　曾鞏考上進士后，除了在京城當過幾年集賢校理、實錄檢討官(相當于文化部的干部)外，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太平州(今安徽當涂)、京城(今河南開封)、越州(今浙江紹興)、齊州(今山東濟南)、襄州(今湖北襄陽)、洪州(今江西南昌)、福州等地的基層任職，前后長達10多年，所到之處，打擊豪強、抵制兼并、興修水利、減賦救災，為老百姓做了很多實事好事，成效卓著，頗有政聲，是那個時代少有的能臣干吏。

　　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春，59歲的曾鞏調任福州府知州，軍政事務一肩挑。這么老了還任地方官，主要是皇帝忽視他。自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外放以來，他已經在地方任職9年了，且為政廉潔奉公，勤于政事，關心民生疾苦，很有政績，只要皇帝稍微關注一下，他早就可回京城當翰林或學士了。這主要是因為曾鞏從不張揚、炫耀自己的政績，每次上書皇帝只是循例匯報社情民意，而對自己的政績只字不提。另外，他大力推行王安石的變法改革，根據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結合實際情況加以實施，致力于平反冤獄、維護治安、打擊豪強、救災防疫、疏河架橋、設置驛館、修繕城池、興辦學校、削減公文、整頓吏治、廢除苛捐雜稅，深受群眾擁戴。但遭反對變法的大學士呂公著在宋神宗那里打“小報告”，說曾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把他評價為一個品格低下、碌碌無為的庸官，斷言他不堪大用。

　　同僚們都說他懷才不遇，但曾鞏并沒有把情緒帶到工作中去，在福州任職的13個月中，依然兢兢業業，做出一定的政績：穩定社會秩序;還利于民;直選寺廟方丈;減輕百姓負擔。

　　曾鞏來福州前，福建治安很亂，各地土匪搶劫掠奪，官兵雖極力圍剿，且熙寧八年(1075年)上山造反的將樂縣土豪廖恩，雖已招安受降做官，但其殘余勢力還潛伏于閩北山林，有復起之勢。曾鞏一到任，認為這次叛亂的主因是由于旱災饑荒，要剿滅已被圍困的饑民很容易，但考慮到迫之過甚會逼出大亂子，所以他極力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于是派人到將樂縣等地勸告、招安，解除其疑懼心理。因此，廖恩余黨相繼出山投降，避免了一場殘殺悲劇。與此同時，他抓獲海盜8人、盜竊慣犯幾十人，社會秩序頓時安定下來了。

　　在宋代，州府級別的官吏除了享受工資外，還補給一定數量的“職田”(根據職務級別分給固定田產，以充辦公費)。在福州，州府官吏沒有“職田”，卻另有一大筆收入。原來，州府衙門后院有一塊很大的菜園，每年都種植各式蔬菜，成熟后，便由衙役挑到市面上賣，賣得的錢全部歸州官所有。由于府內蔬菜上市早、質量好，人們爭相購買，不費什么功夫，便可撈到一大筆錢。這樣，有時一個州官一年的菜錢收入可達三四十萬(約今40萬元)之多。

　　曾鞏到福州后作了調查。他了解到：州府賣菜，奪走了菜農的飯碗，導致他們生意難做，收入減少，生活困難。曾鞏憤慨地說：“地方首長怎能與民爭利呢?”他宣布取消這項收入，州府不再靠種菜創收。消息傳出，百姓很高興，菜農更是歡欣鼓舞。從此，凡是來福州做官的，也都效仿曾鞏的做法，不再從百姓身上榨取菜錢中飽私囊了。

　　福州從五代十國時期王審知政權崇奉佛教以來，興建了大量的佛寺禪院，到北宋時，已成東南佛教重地：“湖田播種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間七塔萬枝燈。”信徒捐獻了許多田產給寺廟。因為寺廟土地稅比一般農戶輕，刁滑之徒為了偷稅漏稅，就與寺院相勾結，結果寺廟田產日多，民間田產日少，土地稅都轉嫁到農民身上。寺院富得流油，一時之間，投身寺廟當和尚，成了人人向往的熱門職業，一些好逸惡勞的地痞流氓、破落戶到處鉆營，為撈一個當和尚的指標而費盡心機。這威脅到福州府的穩定，更惡劣的是，當寺廟方丈有利可圖，許多和尚爭相買方丈做。因為當時任寺廟方丈需要知州同意，由地方長官任命，于是和尚們紛紛走后門，巴結官府，有些官員也趁機敲竹杠大發橫財，一時間賄賂歪風盛行于福州府。

　　為了取締這種丑惡行為，曾鞏有超前意識，他在寺院舉行直選。讓和尚們不記名投票推舉方丈，并將推選出來的公正賢明的和尚記錄造冊上報政府，然后按照順序，依次遞補。他當眾拒絕私謝，以杜絕左右納賄。清廉的曾鞏采取這種措施，杜絕了鉆營門路，廢除了兩所與豪門狼狽為奸、為非作歹的寺廟，逮捕了一些企圖逃脫法律制裁的奸徒與不法僧侶，整治了福州佛教界的歪風邪氣。

　　曾鞏常說：“地方官怕公文多，百姓怕追討賦稅。”他一到福州便和屬縣商議應辦的事情，分別輕重緩急，預計完成期限：期限未到的不再催促;限期一到，不作為的行政問責罪;如討約的期限和要辦的時間不相當，則與該縣另定期限;而先已立有期限的，即使有所追問，知州也不派人到縣，縣上也不再派人下鄉。他試圖利用這種辦法來盡力減少官府對百姓的騷擾。起初屬縣不怎么執行，曾鞏小則懲罰典史(相當于現公安局兼司法局局長)，大則彈劾知縣，于是各縣不敢輕慢，有事則都事先召集官吏預告。由于公文減少了許多，百姓也就過上了比較寧靜的日子。

　　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9月，曾鞏被調離福州，他前后在福州任職13個月，期間撰寫的文章有16篇，詩有35首。取材福州的《道山亭記》是其離開福州后的作品，是一篇傳誦相當普遍的名作，福州道山亭也借此文名傳千古。《荔枝錄》搜集了福建荔枝30多種，可補蔡襄《荔枝譜》所缺漏。

　　曾鞏在福州期間，因為廉潔公正、奉公守法、從政有方，所以福州府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條。他說：“福州山海靜謐，千里宴然。里閭相安，粟米豐羨。”當時京城也盛傳其政聲。他寫詩道：“自知孤宦無材術，誰道京師有政聲。默坐海邊何計是?白頭親在鳳凰城。”“終年聞說鳳池山，蠟屐方偷半日閑。笑語客隨朱閣上，醉醒身在白云間。溪橋野水清猶急，海岸輕寒去卻還。為郡天涯亦瀟灑，莫嗟流落鬢毛斑。”可見曾鞏在福州的13個月，心情是相當愉快的。

　　離開福州后，曾鞏先改任明州(今浙江寧波)知州，再改任亳州(今安徽亳州)知州。元豐三年(1080年)，曾鞏改任滄州(今河北滄州)知州，途經京城開封時，獲宋神宗召見。宋神宗對其“節約為理財之要”的建議大為贊賞，留任為三班院勾判。元豐四年(1081年)，朝廷認為“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任為史官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元豐五年(1082年)，拜中書舍人。同年九月，遭母喪，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寧府(今江蘇南京)。后葬于南豐源頭崇覺寺右。南宋理宗時追謚其為“文定”，人稱“南豐先生”。

　　曾鞏與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許多更有名的士大夫不同。在實際工作中，曾鞏少于議論，多于實干，說得少，做得多。他以儒家的忠君愛民思想為出發點，簡單、純粹、執著。他一生輾轉七八個州，大多數時間都在基層任職，及時處理了很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為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實事、好事。當他任滿離開時，竟有百姓緊閉城門，極力挽留，不愿意他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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