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綱需要語文教師更新哪些教育思想論文
1．從“傳授語文知識，培養語文能力”到“著力于學生的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學習態度、情感、習慣、方法和文化底蘊等基礎素質的培養”。
過去，教育教學中存在“重知識傳授，輕能力培養”的現象，后來，有專家提出“傳授知識，培養能力并重的”的觀點。現代教育理論認為，學生素質的提高，智力因素起決定作用，非智力因素起重要作用，新大綱強調知識、能力素質的同時，要求培養學生正確的學習態度、習慣、方法和對語文學習的情感。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規定“小學語文教學的目的是——培養熱愛祖國語言文字和中華優秀文化的思想感情，——養成良好的語文學習習慣”，“養成勤查字典詞典的習慣”，“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養成留心觀察，認真思考、勤于動筆、認真修改自己作文的良好習慣”，對于寫話有興趣，樂于把自己想說的話寫下來”等等。
2.從“高要求高效益”到“適當降底要求，留有發展空間”。
原教學大綱存在要求偏高，難度偏大的問題，如要求小學生劃分段落，歸納中心思想，理清句與句、段與篇的關系，這樣的要求無疑會加重小學生負擔，影響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新大綱站在可持續發展的高度，適當降低教學要求，讓學生有自主學習語文的時間。作為一名小學語文教師應該樹立“著眼學生終身發展，培養學生全面語文能力”的教學觀念，通過自己的教學，使學生裝掌握適當的方法，摸索語文學習的途徑，不斷形成獨立學習語文的能力。通過自己的教學，培養學生學習語言文字的興趣和習慣，使其一生中能夠主動地探求教師未教過的知識，不斷為嗇自己的語言文字儲藏量去搜尋和積累知識，厚積薄發，適應各種工作實際的需要。
3.從“思想道德教育”到“全面提高人文素養”。
傳統的語文教學的思想性往往局限于“政治思想道德灌輸”，這種教育又游離于語言文字的教學之外，使語文教學與思想教育變成“兩張皮”，效果較差。同時，現實的語文教學中大存在“繁鎖機械分析，缺乏人文精神”的傾向。新大綱結合語文學科的特點，提出“全面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人文素養”包括“愛國主義精神、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品質”、“科學的思想方法和思維品質”、“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語文作為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其蘊涵的人文素養，民族精神和歷史底蘊熏陶、感染、促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長，人文精神應該成為語文的靈魂，失去人文精神的語文教學是干癟的.，毫無意義的，強調語文教學的人文性，是對語文教學本質的追溯和回歸。將思想教育納入人文素養培養的范疇，就是將思想教育納入了語文教育本身，思想教育的實效性也落到了實處。
4.從“傳授、被動接受”到“注重學生主體、培養創新精神”。
語文教學是一門富有創新內涵的學科。語文作為一門基礎學科，其字、詞、句、段、篇的教學法，聽說讀寫的要求，都包含大量思維能力和創造力培養的因素，語文教師在教學法過程中積極挖掘，系統訓練，不僅能培養學生運用語文知識的能力，還能培養學生不斷自我完善的能力和適應社會發展的主觀能動性。語文教學中創新精神的培養主要表現在尊重學生主體，創設和諧氛圍，建立良好的合作學習機制，鼓勵學生發表與別人不同的見解，敢于打破常規，培養創新精神；重視思維訓練，給學生以思維活動的時間和空間；把握教學環節，培養創新能力。
5.從“繁鎖分析”到“重視積累、感悟、熏陶、運用、遷移”。
這里就牽涉到一個學習語言的規律問題。過去一段時間認為語言的學習跟自然科學一樣講究序列化、科學化、程式化、認為語法是語言學習的關鍵，“授之以語，莫如授之以法”，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原本充滿情趣和活力的語文課堂變成了枯燥乏味，不厭其煩的分析課，考試變成了標準化試題的天下。在語文教學高耗低效、走進死胡同的情況下，人們開始回頭看看，思考從傳統的語文教學經驗中涉取養分：自上古直至解放前夕，除了識字階段有較多的耳提面命之外，從刀筆小史到國學大師，基本上都是自己讀出來的。70歲以上的人大都知道，30年代的小學生寫的作文，比于今一般的高中生寫的作文要通順、實在、活潑得多。以前的老師都是“學究”，都“照本宣科”，“教學法”幾乎未之嘗聞；解放后，這“方法”，那“模式”成為注意中心，唯獨無視自身學養這個根本。1995年，浙江師大王尚文教授出版了他的《語感論》，周有光先生認為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領域”，“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其實，文言也好，白話也罷，古典詩詞，現代詩歌，凡操作過而有所成就的過來人都心里有數，是得之于語感，而不是語法。著名特級教師張慶說過：“學文如積沙，學理如堆塔。”也是說語言學習是一個不斷積累、模仿、內化、感悟、運用的過程。全國著名特級教師于永正的“以學為本，以讀書為本、以創新為本”、“重積累、重感語、重熏陶、重情感、重遷移”的語文教學應該說是抓住了語文學習的根本，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6.從“以客觀題為主的評價”到“以主觀題為主的評價”。
以客觀題為主的評價最初為“舶來品”，即后來的“標準化命題”，它是隨著人們對語文知識體系的認識和現代教育技術對評價方式的要求而產生的，但人們發現這種評價方式并不能涵蓋漢語文所有的內涵和外延，特別是不能容納和聚斂創造性思維，靈感思維的意象和風采。西方文化講邏輯，講條理，講構件；中國人講“水乳交融”，講“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講“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那么，漢語文的知識、能力體系到底是什么？錢理群先生根據“四種能力與人的精神、思維發展的關系”，提出了一個較新的分析框架。除了“態度”和“習慣”的追求以外，他認為聽與讀應包括：(1)理解與感悟力，審美力；(2)歸納力；(3)內化、擴大與深化的判斷力、聯想力、創造力、批判力。說與寫應包括：(1)感知力；(2)正確運用語言文字表達自己的能力；(3)正確地與“他者”交流的能力；(4)自我審視、質疑的能力。]
作為博大精深的漢語言文化不是輕易可以理成“體系”的，即使成了所謂的體系，也不一定科學。當然，也不是無規可循，以歷史虛無主義來掩蓋規律探索的蒼白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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