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文言文翻譯

時間：2021-11-06 14:08:29 文言文我要投稿

魏文侯文言文翻譯

　　魏文侯在位時禮賢下士，師事儒門子弟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任用李悝、翟璜為相，樂羊、吳起等為將。這些出身于小貴族或平民的士開始在政治、軍事方面發揮其作用，標志著世族政治開始為官僚政治所代替。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魏文侯文言文翻譯，歡迎閱讀。

魏文侯文言文翻譯

　　原文：

　　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韓借師于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于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講于己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于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

　　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選自《資治通鑒》）

　　翻譯：

　　魏文侯和群臣飲酒，興致正高時，突降大雨，文侯命令馬上備車前往近郊。左右侍從勸說：“飲酒正在興頭，天又下雨，國君要到哪里去？”文侯回答：“我事先與虞人（管理山林的人）約好打獵，飲酒雖樂，但怎能失約呢？”于是起身前往，親自告訴對方，因下雨取消打獵的事。

　　韓國向魏國借兵攻打趙國。魏文侯說：“我和趙國情同手足如兄弟，不能答應你。”趙國又向魏國借兵攻擊韓國，魏文侯同樣拒絕。韓、趙兩國使者皆憤然辭去。事后，兩國得知魏文侯的用意，都開始向魏國朝貢。自此，魏國開始強大，其他諸侯國不能跟它爭鋒。

　　魏文侯派樂羊攻打中山國，攻克后，封給兒子魏擊。魏文侯問群臣：“我為君如何？”大家皆回答：“你是仁德的國君。”只有任座說：“國君攻克中山，不將它封給弟弟，卻分給兒子，怎么能稱得上仁德呢？”魏文侯大怒，任座匆忙告辭。魏文侯再問另一位大臣翟璜。翟璜回答：“國君是仁德的君主啊！”魏文侯再問：“你怎么知道？”翟璜回答：“臣聽說只有國君仁德，臣子才可能正直。剛才任座言辭正直，我才得以知道。”魏文侯大悅，派翟璜速召回任座，親自下堂迎接他，待作上賓。

　　注釋：

　　1、魏文侯（？―前396年），名斯，是魏武侯的父親，魏國百年霸業的開創者。

　　2、虞人：管理山林的小官員。

　　3、期：約定

　　4、焉：何，哪里。

　　5、罷：通“疲”，文中指停止

　　6、雨：下雨名詞作動詞用

　　7、之：到，往

　　8、是日：這天

　　9、諫：規勸、勸諫。

　　10、雖：即使

　　11、豈：難道

　　12、乃：于是，就

　　13、身自罷之：親自取消了這次活動。

　　【原文】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修竽琴鐘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選自西漢·劉向《說苑·政理》）

　　【翻譯】

　　魏文侯問李克：“怎樣治理國家呢？”李克回答說：“治理國家的原則就是，給付出勞動的人以衣食，封賞有功勞的人（按勞分配，論功行賞），推行賞罰得當的政策。”文侯問：“我賞罰都得當，但是國人還是不滿意，為什么？”李克回答到：“國家有不勞而獲的蛀蟲！我認為：取消這些人的俸祿，用來招攬國家的有志之士。祖輩因為有功勛所以國家給他俸祿，他的后輩沒有功勛還能（繼承）他們的待遇，出門就乘車馬、穿著華美的衣衫，算得上榮華富貴；在家則沉迷鼓樂歌舞的享受，正因為這些無功的子女的享受，打亂了地方上的法規（按勞分配，論功行賞）。因此（有必要）取消這些人的俸祿，用來招攬國家的有志之士，這就是消滅蛀蟲。”

　　魏文侯的故事

　　魏國是戰國時期第一個崛起的大國，它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天時而言，當時的秦國還在沉睡，齊國國君大權旁落，楚國內亂不止，魏國四周無強敵。就地利而言，魏國橫跨黃河南北，主要領地包括今天之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陜西的部分地區，都是當時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區域。但最重要的還是“人和”因素，魏文侯、魏武侯父子兩代國君，在開國之后數十年，積極有為，勵精圖治，使魏國成為強盛一時的大國。下面我們就來討論一下“人和”的問題。

　　先說外部的“人和”，主要表現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致力于三晉結盟，營造和平的環境。韓國曾前來借師伐趙，趙國也曾想借師伐韓，魏文侯采取和事佬的態度。“韓借師于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于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開始韓、趙兩國都不滿于魏國。后來，他們知道魏文侯是想二家和平友好，于是“皆朝于魏”。魏國促成了三晉的結盟，自己成為盟主，“諸侯莫能與之爭”。

　　在內部的“人和”上，首先是通過改革化解矛盾。魏文侯魏斯（前472―前396）是魏國的第一位封君，在公元前403年正式被周天子批準為諸侯之前，就執掌了魏氏的政柄達42年（魏文侯于前445年即位）。魏文侯執政的最大特點是用改革促發展，同時用人不拘一格，治國強調儒法并用，善于調節各方面的利益關系。

　　戰國時期的改革始自三晉，而三晉之中，魏文侯首用李克（一般認為李克即李悝）變法。李克（前455―前395）的思想務實，總體上屬于儒法兼修的雜家范疇。他變法的宗旨是富國強兵，實行“盡地力之教”，就是國家鼓勵墾田、激勵農耕。他頒布的《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即要有效保障百姓的生命權和財產權。《法經》曾被商鞅帶到秦國，是商鞅改革的起點。

　　《史記》和《資治通鑒》都津津樂道李克的一則軼事。有一天，魏文侯向李克請教國相的人選：“先生總是告訴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魏成與翟璜這兩位大臣，先生看哪一位更合適擔任國相呢？”李克沒有說具體人選，只談了談自己對識人的看法：“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也就是說，要細致地觀察他的行為：居常看他親近誰，富貴看他結交誰，顯赫看他保薦誰，困頓時看他何事不為，貧窮時看他何利不取。李克接著說，憑這五條您就足以確定國相任選了，何必征求我的意見呢？魏文侯聽后大喜，說先生回去吧，我知道選誰做國相了。李克的這一套識人術在春秋戰國時代不乏類似表述，后代也流衍甚廣，其核心思想一是行勝于言，二是人以群分。

　　李克剛出門，就碰到了翟璜。翟璜笑瞇瞇地問，聽說今天國君就選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見，結果是誰啊？李克說，我猜測國君會選擇魏成。翟璜唰地變了臉，憤憤不平地說：我哪一點比不上魏成？

　　魏成、翟璜的差別究竟在哪里呢？魏成把自己的絕大部分俸祿都用來搜羅人才，他向國君推薦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這三個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儒門高手。卜子夏是孔子的學生，有人甚至認為《論語》的編纂就出自子夏及其門人之手。子夏在魏國講學授業，創立了“西河學派”，其中不乏經世英才。李克崇尚法治，兼習儒術，大約就受到子夏等人的影響。漢武帝之前，儒家思想不曾被統治者真正奉行過。有之，則從魏文侯始。魏文侯師從子夏學習經藝，向隱居不仕的段干木請教治國之道，聘著名儒商子貢（即孔子的愛徒端木賜）的入室弟子田子方為客卿，引起了當時各國諸侯的震動，“文侯由此得譽于諸侯”。司馬遷《史記魏世家》記載說，秦人曾欲伐魏，有人就提醒他：“魏君禮敬賢人，仁愛國人，上下和合，未可圖也。”

　　翟璜也向國君推薦了許多優秀干才。比如，西河郡守名將吳起，治理鄴地的能臣西門豹，攻下中山國的大將樂羊，包括擔任中山守將的李克，乃至太子的師傅屈侯鮒等。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將，各有所長。于是，我們就發現，魏文侯治國用了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才。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有道德上的優勢――儒家自律比較嚴，同時還有戰略上的開闊視野，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是帝王之師，“坐而論道者也”。而李克、吳起、西門豹在不同崗位上各司其責，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據李克的說法，魏成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為師；你翟璜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為臣。你識人的眼界，還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認同了李克的說法，為先前的失態向李克道歉。

　　治國理政，需要各種人才。“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智有短長。”（《人物志》）李克認為國君不僅需要各行各業的干才，更需要能夠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導者。下面兩則故事可以說明這一點。

　　有一次，魏文侯與田子方一邊欣賞音樂，一邊吃飯。魏文侯突然說：鐘聲不對稱啊，左邊的聲音好像略高。田子方只是笑笑，沒有吱聲。魏文侯迷惑地問：你笑什么？難道不是這樣嗎？田子方說：“臣聽說，為君者致力于辨官，不著意辨音。如今主公著意辨音，臣擔心會忽略對官員的識辨啊。”田子方的意思是說，為君之道，無非用人任事，國君關注的重點當在用人當否，不宜對臣下的具體工作作即興式的品頭論足。田子方不愧是儒商子貢的高足啊，深諳領導藝術。

　　還有一次，魏文侯的嗣子魏擊（約前432―前396）路遇田子方，下車伏謁施禮，田子方卻沒有還禮。魏擊很不高興，沖著田子方大聲嚷道：“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是富貴者值得高傲呢，還是貧賤者值得高傲呢？田子方平靜地回應道，當然是貧賤者可以，富貴者不能。諸侯傲慢失其國，大夫傲慢失其家（封邑）。失去國家和封邑了，要想重新獲得就沒有那么容易了。我貧賤之人，言不聽，計不從，拔腿就走，到哪里去不是貧賤呢？魏擊，后來的魏武侯，猶如被當頭棒喝，趕緊向田子方謝罪。

　　田子方教導魏擊的道理發人深省。有擔當、有事業、對未來有期待的領袖人物，應該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馬光《稽古錄》卷十六《歷年圖序》，相當于《資治通鑒》的一個大綱。他在文中論及五種不同的人君：創業之君、守成之君、陵夷（出現危機謂之陵夷）之君、中興之君、亂亡之君。這些人君的差別不全是因為才能有高下，更取決于其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異。司馬光認為，同樣是中等才能，能夠自我約束，即可守住家業不墜，是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自修，就會出現衰敗的危機，是為陵夷之君。領導首先要學會管理自己，說話，處事，為人，要比一般人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臺上，管理更宏大的事業。

　　總之，魏文侯的治國，不僅有成就，而且有經驗。這些經驗構成了明君治國的一個標準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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