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環境污染治理怎么做論文
“常外”毒地事件，是環境污染帶給我們的又一次慘痛經歷和又一次警醒。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之前粗放式發展所帶來的惡果越來越多地呈現在人們面前。“十二五”期間，污染場地治理與修復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等工程已經一并列為國家環境保護重點工程。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對于這項工程的推進也越來越顯示出緊迫性，已成為城市發展轉型、城市產業布局與規劃中的重大課題。
放眼全球，很多國家都曾遭遇過環境污染的難題，“品嘗”過環境污染造成的惡果，在治理污染方面都走過漫長而艱辛的道路。然而，不少發達國家通過利用環境科學先進的技術與嚴格的法規進行污染治理，已經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并積累了大量經驗，這些經驗對于我國的環境污染治理與修復不無借鑒與啟示作用。
西方的前車之鑒
環境污染幾乎是每一個工業化國家都曾經遇到的棘手問題。環境污染成為一種威脅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全球性危機，始于18世紀末興起的工業革命。
從18世紀下半葉起，經過整個19世紀到20世紀初，首先是英國，而后是歐洲其他國家、美國及日本相繼經歷和實現了工業革命。在這些國家，伴隨煤炭、冶金、化學等重工業的建立和發展，以及城市化的推進，出現了煙霧騰騰的城鎮，發生了煙霧中毒事件，河流等水體也嚴重受害。
英國作為最早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其煤煙污染最為嚴重;水體污染亦十分普遍。除英國外，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美國的工業中心城市，如芝加哥、匹茨堡、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等，煤煙污染也相當嚴重。至于后來居上的德意志帝國，其環境污染也不落人后。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德國工業中心的上空長期為灰黃色的煙幕所籠罩，工業區的河流也變成了污水溝。
隨著工業化的擴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西方國家煤的產量和消耗量逐年上升，由此釀成多起嚴重的燃煤大氣污染公害事件。1943年洛杉磯首次發生的光化學煙霧事件，第一次顯示了汽車內燃機所排放氣體造成的污染與危害的嚴重性。在這一階段，污染源增加，新的更為復雜的污染形式出現，因而公害事故增多，公害病患者和死亡人數擴大，這體現出西方國家環境污染危機愈加明顯和深重。
20世紀50年代起，世界經濟由戰后恢復轉入發展時期。西方大國競相發展經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這也使得工業生產和城市生活的大量廢棄物排向土壤、河流和大氣之中，最終造成環境污染的大爆發。
1972年6月，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后，西方發達國家開始了對環境的認真治理，工作重點是制定經濟增長、合理開發利用資源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的長期政策。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這些國家在治理環境污染上不斷增加投資，如美國、日本的環境保護投資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2%。它們十分重視環境規劃與管理，制定各種嚴格的法律條例，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控制和預防污染，努力凈化、綠化和美化環境。到80年代，西方國家基本上控制了污染，普遍較好地解決了國內的環境問題。
1992年6月的里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正式否定了工業革命以來的那種“高生產、高消費、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標志著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世界環境保護工作又邁上了新的征途——從治理污染擴展到更為廣闊的人類發展與社會進步的范圍，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主張成為人們的共識，“環境與發展”則成為世界環保工作的主題。
在生態危機威脅著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今天，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依然重蹈發達國家覆轍的情況下，重新審視與研究發達國家環境污染與治理的歷史，學習這些國家治理污染的經驗，就顯得十分的必要和迫切。
英國：利用技術科學治污
200多年前開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促進了鋼鐵、煤炭、化工和其他行業的繁榮，推動了英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然而與此同時，對于廢料處理和運營管理的疏失，也導致了化學廢料流入土壤或者直接排入地下，帶來非常嚴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從20世紀中葉開始，英國就陸續制定相關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規，同時進行土壤改良劑和場地污染修復研究。英國土地修復技術非常規范，目前主要采取物理方法、化學方法、生物修復三方面的技術。
對于泰晤士河的治理，英國成立了治理專門委員會和水務局(公司)，對整個流域進行統一規劃與管理，提出水污染控制政策法令。1850～1949年，英國政府開始第一次泰晤士河治理，主要是建設城市污水排放系統和河壩筑堤。1950年至今進行了第二次污染治理，不僅重建和延長了倫敦的下水道，還建設了大型城市污水處理廠，加強工業污染治理，采取對河流直接充氧等措施治理水污染。目前，全流域建設污水處理廠470余座，日處理能力為360萬噸，幾乎與給水量相等。泰晤士河沿岸的生活污水都要經過污水處理廠處理才能排放到河中，污水處理費用計入居民的自來水費中。
在泰晤士河的治理中，科學技術的作用同樣得到高度重視，尤其是泰晤士河的第二次治理。科學研究幫助水務局制定合理的、符合生態原理的治理目標，根據水環境容量分配排放指標及時跟蹤監測水質變化。經過100多年的綜合治理，特別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高強度治理，泰晤士河已成為國際上治理效果最顯著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干凈的河系之一。1955～1980年間，泰晤士河總污染負荷減少了90%，河流水質已恢復到17世紀的原貌，100多種魚重返泰晤士河。
日本：針對立法 問責嚴厲
在工業化較早的日本，1968年的“痛痛病”事件直接導致了1970年《農業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臺。1975年，大量六價鉻污染土壤事件在東京地區頻繁爆發，逐漸演化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進而引起全社會對“城市型”土壤污染的關注。在此背景下，2002年5月29日，日本公布了針對“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土壤污染對策法》，并于同年12月26日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
《土壤污染對策法》的立法目的旨在通過確定土壤中的特定有害物質進而實施土壤污染防治對策保護公眾健康、確立相關措施防止人體健康受到污染的侵害等，主要內容包括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劃定受污染區域、消除污染措施的相關規定、變更土地形式和土地使用計劃的相關規定、委派調查機構、促進法律實體等相關規定等。顯而易見，專門性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內容僅限于對已經污染的土壤的改良和恢復。但是，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并不僅僅限于這些專門立法，還有大量與土壤污染預防相關的外圍立法，包括《大氣污染防治法》《 Dioxine類物質特別對策法》《水質污染防治法》《廢棄物處理法》《化審法》《肥料取締法》《礦山保安法》等，這些外圍立法通過對大氣污染、Dioxine物質污染、水污染、固體廢物污染、特定化學物質污染、化肥和農藥污染以及礦物污染的控制，從不同方面來阻斷新的土壤污染源，從而達到預防土壤污染的目標。
日本在水資源安全問題上同樣有過沉痛的教訓。從20世紀60年代起，日本各地連續發生多起水污染造成的社會事件，引起日本全國的強烈反響。如九州地區的熊本縣，由于當地的化肥廠直接排放含有汞的廢水，使當地居民患上腦神經麻痹的怪病。
在輿論的壓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下決心解決企業排污造成的水污染問題。日本首先從立法開始，短短幾年，先后通過了《控制工業排水法》《水質污染防治法》《湖泊水質保全特別措施法》等法律，后來，日本又根據情況變化多次修改《水質污染防治法》。這樣，日本主管部門和法律部門就可以依據這些法律監督和管理水資源，并調查和追究污染水質的責任方。在這種法律和輿論的約束下，日本任何一級行政長官對水資源和居民用水的安全達標都不敢掉以輕心，否則不僅自己的“烏紗帽”不保，而且可能身陷法律糾紛。
日本為確保水資源安全，防止水污染，還建立了信息公開和居民查詢制度。在許多城市，主管部門都在供水系統的各個環節設立了監控系統。如東京都，從上游的水源到最終段的居民家庭管道，一共安裝了10多個檢測點，共有60多項檢測項目，而且隨時公布這些項目的檢測結果。居民每天可以從東京都水道局的網站上看到有關信息。如果居民感覺自己家中的水質有問題，可以電話詢問水道局，或登門查詢，水道局必須給予說明，或上門檢查。
為解決企業排放問題，日本政府采取了“鞭子加糖塊”的政策。一方面，嚴厲打擊非法排放的企業，作出嚴厲的處罰。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向投資建設污水處理系統的企業提供一定的財政補貼，還給予稅率上的優惠。這些政策讓企業知道，與其違法排污被罰高額罰金甚至企業倒閉，不如拿出些資金修建廢水處理設施，而且還能得到政府的補貼，政策引導使日本在短時間內就杜絕了企業排放污水問題。
德國：摸清家底 區別對待
在工業化過程中，德國留下了許多污染場地，有15%～20%的土地被懷疑可能受到污染。調查結果表明，德國有30萬塊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業化時代，土壤保護已經成為德國環保的一項重要工作。德國的土壤保護工作做得比較深入細致，開展了污染場地調查，底數清楚，為開展土壤保護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首先，全面開展土壤監測。目前，德國各州都對土壤進行長期監測，全國共有800多個監測點，絕大部分是環保部門設立的，也有一些是農業部門設立的。聯邦與各州政府設立土壤污染調查小組，根據土地的用途，對土壤進行監測，隨時了解土壤特性的變化信息，同時觀察土壤發展趨勢，評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其次，對全國有污染嫌疑的地塊進行排查、篩選，對重點污染地塊進行詳細調查，然后，通過情景模擬，開展土壤修復研究，制定技術方案并實施。
再次，建立污染場地數據庫。如薩克森州對全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個詳盡的數據庫，所有與土壤保護相關的州政府部門都可以使用這個數據庫，下一級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屬于本地區的污染場地情況。同時，建筑公司也可利用這個數據庫。通過這個數據庫，可以對全州土壤保護進行有效的動態管理。
德國還通過精密計算設計了一套指標來評估土壤風險：在綠色線上的，主要是預防土壤惡化;在黃色線上的，要發出警告;在紅色線上的，必須進行清理。
當然，土壤保護最好的手段是盡量少用土地。在工業化過程中，大量農業用地轉為工業、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轉型導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著少污染。因此，現在德國對土地轉型利用實行總量控制，現在每年農業土地轉型利用的總量為50多公頃，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過30公頃;為滿足建設需要，重點向城市要土地，重視土地的重復使用，避免無節制地向周邊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澳大利亞：改造污染土地成公園
和世界很多其他國家一樣，澳大利亞也逐漸將重度污染的工廠企業慢慢搬離城市中心和住宅區周邊。搬遷留下的空地會經環境署的嚴格評估并由開發商做出改造意見申請，獲得批準之后才允許將污染地塊修復和轉型為非工業用地。
澳大利亞很多受污染嚴重的土地最終并沒有轉型成商住用地。一些大型的森林公園、湖濱公園，由于可以廣種樹木、使土壤自然修復，更適合污染土地的轉型。獲得過多項大獎的澳大利亞BP石油公司遺址公園就是在原BP石油公司場地改造后建成的。這座公園中，很多被污染的土壤并沒有被運走，而是和有機物相結合，重新加以使用，通過自然法則，慢慢把土地凈化。對于被污染土地的修復工作，澳大利亞的標準和規格非常高，曾經被嚴重污染的奧林匹克公園地塊，已經被改造成了適合全家出游的綠色天堂。
在悉尼西區一個工廠變住宅區的地塊改造中，市政廳要求改造者必須把所有被污染的土壤全部裝進密封的卡車中，沿特定路線運出后，傾倒在專用的屏蔽空間內，最終用水泥板封存。光這種土壤修復就耗資500萬澳幣，約為2500萬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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